绿叶散文第一集心海情浪第一章爱情散文之爱妻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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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到危急处，必有神仙助。这个神仙就是王奕才。
1975年6月，我大吃马铃薯的事，被驻队干部王奕才闻知，他把我找去，向我了解了发表新闻处女作《两家喜事•两种办法•两种结果》前后的情况，我一一作答。此时，王奕才亮了底：“你那篇新闻稿经唐治华推荐、刘联编辑，由我最后定稿的。”
“那，王同志，你是我的老师啊！”
“谈不上，不过，我很喜欢你，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仍有不屈的精神，报国之心切切，奋斗之意深深。在我接触到的农村青年中，像你这样一直与命运挑战、奋斗不息的人实在并不多见。你可写一些东西，我给你指导指导。”
“谢谢王老师的鼓励！本想请王老师家中一叙，只可惜我们一家人还在为吃饭问题发愁，没有什么好东西款待王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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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你招待。”过了些天，王奕才老师托人从街上称来几斤肉，拿到我家来。全村社员无不惊讶。
王奕才同岳母、心平母女聊天，听他们讲了湘西风俗，心平与我的恋爱、结婚经过，听得兴致勃勃。他了解到我一天辛苦劳动，有时天黑了还在自留地里干活，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写字，很是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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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才结束驻队任务，回到县委宣传部。因文革一来，《秀山报》已停办，秀山报社副总编无报可办，他现在改任县委报道组组长。他的任务之一是培训工农兵通讯员，为省地党报保证稿源。每次培训通讯员，他都通知我参加，他不愿看到我的“读写园地”全部抛荒。我参加了几届培训班后，在报纸和内部刊物上又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评报文章、诗歌等“豆腐干”。
一次，我借培训之机，把心平、大宝母子带去县城看望了王奕才老师，王奕才又给大宝送了一些药费钱。通讯员培训班的宴会上，王奕才特叫心平与他们同桌吃饭。王奕才和几个新闻干部喝酒，吃花生豆，吃素菜，一碗扣肉无人拈。我吃饱饭，跑来一看，这心平土包子连扣肉也不会吃，忙揭开扣肉盖碗，给她夹了几片，心平才生平第一次吃到了扣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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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培训班，王奕才老师都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每次都让参会人员到全县各地采写新闻、通讯稿件，让这些“土记者”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我从1960年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开始向《秀山报》投稿，1964年曾在该报登了几篇使他比较满意的新闻、通讯，自此对我青睐有加。1960年代后期，他把我从无书无文的炼狱中拯救出来，改变几天生活，换几口新鲜口气，对我来说，简直太难得了，太需要了。
　　多次学习班，形成了两股对立的暗流。一派拥护重庆知青邓洪浩（原名邓经国），一派竟把我作为拥护对象。两派针锋相对，攻战不下，就去找王奕才老师主断。王奕才老师太偏爱我了。他说，论散文应数邓洪浩；论新闻、通讯，该首推戴传贤；而就全面而论，他居然把桂冠戴在了我的头上。
　　惶恐，惭愧，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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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才老师尽其所能支持、鼓励和照顾我，我也不负师望，连续几年都是《s省农民报》和《群众报》的优秀通讯员
为此，王老师还让我参加了黔江片区工农兵通讯员代表会议。在会期，我不仅跟着大家一起游了小南海，还结识了一位良医通讯员，这位良医为我治好了胃溃疡，以至几十年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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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才把我从无书无文的炼狱里拯救出来，让我改变几天生活，让我呼吸几天新鲜空气，太需要，太难得。为此，我终生不忘记我的新闻老师、我的人生老师王奕才。
我于是奋力写作，多次成了《群众报》、《四川农民报》的积极通讯员。钟灵水库的《工地战报》上许多文章、三角滩电站工程广播室的主要稿件，都是我写出来的。我当了个写文章的泥腿子，耍笔杆子的农民。写文章成了我挣工分的手段。为此，电站工程还曾派我到成都去参加一个省级水电会议的大会秘书组，为会议服务。
　　如果不是在王奕才老师的学习班里读书、学习、写作，我的文字功底、写作基础不知从何谈起。这些，曾使我在1977年高考时成为涪陵地区的文科第二名。特别重要的，是使我有了积跬步、起垒土的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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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当上了教师，没有多少时间写稿了。涪陵地区又一分为二，大河五县为涪陵地区，小河五县为黔江地区，他在那边，任《涪陵日报》副总编；我在这边，在秀山县一个中学教书。我和王奕才老师已多年未谋面了，甚至音信不通。为此，我深感遗憾，夙夜自责，深感对不住我的王奕才老师。如果我能写作有成，我一定要带一些作品，专程去涪陵答谢我人生的老师，正直、无私、识才、爱才、惜才、扶才、育才、导才的人生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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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好队长

我在黔江开会时，惦记外婆和心平，给外婆买了治翳中药，此药用后疗效甚佳；又给心平买了一些天麻，使她的眩晕症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我数次参加培训、开会，丁长平、丁义明等人一再到公社，向区、县询问上级是不是要任用我，答复说只是培训、开会而已，他们才放心。但是，他们永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捍卫者，三番五次地向上级汇报：“丁凡是伪保长崽崽，千万不能用他！”
没有人要用我。县区干部的阶级觉悟、路线觉悟比丁长平、丁义明高出许多，哪里用得着他们饶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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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出当“特殊社员”的时间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时间仍在生产队劳动。丁长平、丁义明又才放心了一点。
不过，王奕才对我的赏识、鼓励、支持和关顾，无异给处在困境中的我燃烧起一线希望，虽然希望是渺茫的，但它总是在燃烧。
我对心平说：“王老师让我们练一点本事也好，如果今后政策有改变，说不定我们还是会有出头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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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说：“连县里的干部都看得起你，我相信你，但是，也不敢全信，因为那政策哪时才得改变呢？”
我憨憨的、笨笨的，力气又小，手脚又慢。这个熊样，在生产队事事不如人，行行不如人，已是尽人皆知。从想象回到现实，尽是伤心之事。不怕太阳不怕雨，连续战斗，有绵劲、有韧劲。
一晚，生产队开会，评工记分时，已从襄渝铁路工地回大队继续当副支书的丁义明提出，给我记妇女工分。
我虽然心中有气，便因已故的父亲当过几个月伪副保长，就像一根无形的锁链锁了二、三十年，锁得气都出不得，因而不敢发作，不过取了另一个角度表示反对：“这个意见好，实事求是，我确实搞不赢大家，不过，记了妇女工分以后，我每天都跟妇女出工，这是合情合理的吧？”
大家对双方都不加评论，目光集中到队长丁维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