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明山之第2章“赶苗拓业”与苗蛮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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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苗族的西向迁徙现象，自古有之，在“赶苗拓业”浪潮的逼迫下，于明代达到一个高峰。他们首先是迁入贵州，再从贵州往云南方向运动。

在整个明朝及清朝前期统治的3个多世纪里，在渝东南、黔东北、鄂西、湘西毗邻的武陵山与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区域内，发生过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针对苗族、土家、布依、仡佬、侗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赶苗拓业”行动。剿杀、驱赶原住民，由屯住的官兵、土司、移民重新开拓家业。

    “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封建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封建王朝的统一意志与行动，是历来中央皇朝“平蛮”政策在明代的延续与具体实施。它首倡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贯穿于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并延续到清朝。由官军与土司兵在朝廷“平蛮将军”的统一指挥下进行，针对的是不顺从中央王朝统治的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巨大灾难，造成新的族群互动与聚居状态。其中导致了苗族大规模的西向迁徙，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位于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清溪镇，仍有当年“赶苗拓业”的遗迹“苗王墓”与“清溪地道”。

今清溪(古代平茶)尚存明代遗垄——苗王坟一座。苗王坟又叫苗王墓，位于重庆秀山县城西12公里处的清溪场镇邦好村，古称大坟堡。该墓县志不载。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苗族首领吴老K为反抗土司的残酷镇压，即所谓“赶苗夺业”，率领苗民与反动土司进行激烈的斗争。他领导川、黔、湘边区苗民起义，称‘苗王’，后在平茶地方战死。苗王死后，当时平茶、邑梅、石耶等地及湘、黔两省边区苗民每年祭祀时都各自从本地带泥土来将其坟地加土堆坟，年复一年，现已成高达七、八米的大坟堡。另苗王坟附近，还有明代苗族战斗的地道战遗址——清溪地道，均成为川、湘、黔边区苗族历史的古迹。这两处遗址，都是苗族人民反抗精神的象征。

　　苗王墓呈圆形封土墓，原墓高10米，墓顶直径9.7米，底部周长76米。原无碑记，1986年县人民政府在墓前竖“苗王墓”石碑一通，碑宽 0.7米，高1.3米。1984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墓是秀山仅存较为完整的苗族古墓，对研究秀山苗族历史有很重要的价值。

　　苗王墓门票：免费。

　　苗王墓开放时间：全天。

　　苗王墓地址：重庆秀山苗族自治县城西12公里处的清溪场镇邦好村。

　　苗王墓交通路线：从重庆主城区上渝涪高速公路(渝长高速公路 涪陵高速公路)到涪陵，118公里; 在涪陵转国道G319，经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到秀山，到秀山后坐车至清溪场镇，再往苗王墓即可。

　　苗王墓周边景区：轿子顶林场旅游区、妙泉湖、宋农土王庙遗址、梅江民俗文化村、洪安古镇。

秀山特产：苗家腊肉、苗家菜豆腐、腌萝卜、社饭。

“赶苗拓业”在秀山，还见于吴氏宗谱：“吴本姬周泰伯苗裔也。”“云衡，谦公之子，号楚卿，元儒也。原籍江西抚州金谷县地名后山人氏，于元仁宗延狜元年壬子(1312年）十月初八日，随营来秀征苗平茶峒，后改平茶司，即潜溪（今清溪）长松坪（今邦好）是也。 ”“衡祖为平茶清溪吴氏之祖宗。”

平茶清溪吴氏迁居祖名讳曰“朝回霞口向山西，琬出镇黔兰溶溪，芳居平块秦唐店，漳浚黔南宽邑梅，裕居坝孝好黔蜀，湖南岳炳大坟居，甘隆志蔚昂罗杰，衍琬瑜山畅大齐，鸯坐贵州骞川北，先居邦好谢清溪，禹舜超兴尚远祖，五房名字避之宜。”

   此谱修于光绪元年。全谱共载十八代人。摘者断了句逗。

   “赶苗拓业”不见于封建正史之中，却大量存在于武陵山及周边民族地区的方志、碑刻、族谱与民间口传史料里，又被称为“赶苗夺业”、“赶苗图业”、“赶苗夺籍”、“赶蛮夺业”等。这是一场发生于渝、鄂、湘、黔、川、滇、桂广大地域，萌芽于元代、贯穿明朝、延及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明王朝的“赶苗拓业”军事行动中，苗族先民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自然，他们无不进行了反抗。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多数斗争归于失败，而在某些苗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则争到了可以自主生存的权利。而相当一部分无法再在原住地生存的苗族群体，为了寻求生路，纷纷进行了长时间的西向迁徙。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自古以来就是苗族聚居区，2001年全县人口62．22万人，其中苗族27．35万人、土家族9万余人，是我国苗族人口最多、聚居密度最大的县份之一。彭水苗族尊崇先秦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为先祖，自古就在郁山古镇建有蚩尤庙，世世代代把蚩尤当作“咸泉龙王”供奉。

元代，包括彭水在内的川东南苗族，被统称之为“诸洞苗蛮”。彭水明代先后隶属于重庆府、涪州，朝廷在县境内置彭水县巡检司，土巡检田氏为土家族，第1任土巡检田惟载。据《土官底簿•卷下•重庆府信宁巡检司巡检》记：“田惟载，思南民籍，明氏时授怀远将军。洪武四年(1371)六月，大军平属[蜀]，田惟载赴京朝觐。”说明这首任土巡检，就是在“赶苗拓业”行动中落户于彭水的。

    从元朝末年到明朝末年，彭水多次发生镇压苗民的赶苗拓业(或称赶蛮夺业)的事件。赶苗拓业这一提法不见于正史，但在民间族谱、墓碑及传说中大量存在。　　

湖北咸丰活龙坪《秦氏族谱》载，元季时，秦思安官千户邑，生四子，从湖北汉阳府孝感县携四子赶苗至四川省彭水县长 滩坝落业。”

　   彭水桑柘乡《窦氏族谱》记：明初“校尉窦桂年征明玉珍平蜀有功，授千总，后从县令聂元济治理彭邑，授邑东邑路把总，平治苗夷有德，收服民心，俗言‘赶苗图业’即此谓也。”

　  贵州省沿河县蚊岩乡白果坪有“大元帅墓碑”，碑文说，“赵必兴为荆州参将，于永乐十三年(1415)设立思南，赶苗拓业，汗马功劳，遂插占一方”，又说，赵必兴墓在“彭水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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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1403－1424)王元壁率兵来彭水“赶苗”，死后葬于堰塘坝，墓上题刻为宣德五年(1430)。
《赵氏族谱》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总兵赵辅忠率兵到今平安乡一带‘赶苗’，并落业于虹石岭。”
     “明末，有黄显吾、冉茂胤及陈××，加上赵辅忠，为四大总兵，先后率兵到鹿鸣、平安一带‘赶苗’”。
“在这些‘赶苗’事件中，苗民被赶被杀，死亡极多。鹿鸣乡一张姓苗民，来不及逃走，便躲在死人堆中。后官兵以火烧死者脚板，以不动者为死，他忍住把脚板烧糊的剧痛，而幸免于被杀害。后来，人称‘糊脚板’。事后，周围几十里，除了一同姓姑娘外，已经没有活人了，不得已两人结婚。
   “盘瓠河一带林茂壑深洞穴多，‘赶苗’时，有萧、余、聂、汪、汤等姓苗民躲藏在这一地区。萧姓苗民在大石笋附近被官兵包围，他们每天早上用棒打吊猪，使猪嘶叫不已，让官兵以为他们每天都在杀猪，必然人多粮足，不敢妄动，终于撤走。易姓一苗民见官兵迫近，急倒于死尸中。当时官兵以割人耳计赏，易耳被割时亦强忍不动。当地人说，萧、余、聂、汪、汤、易割耳，是杀不尽的残苗。”
    “桑柘乡龙塘村有三角洞，为李国朝、李国民兄弟在‘赶苗’时率族人100余藏身之处。他们躲在洞中，饿死了一些人，直到官兵退走后才出来重振家业。”
龙射乡的朱砂洞，曾为郭姓、朱姓苗民躲藏之处，里面石壁上，至今还有他们的姓名；新场乡炎洞河，为文姓苗民藏身之所；马蜂岍为罗姓苗民避难之地；……朗溪的田姓，诸佛的陈姓、王姓，珍加的庹姓，都有钻洞、藏岍，甚至爬树以逃避官兵追杀的记载或传说。诸佛的一个洞里，有上百具骷髅；乔梓乡水花村的腥洞，遗骸遍地都是，这些死者，是被官兵所杀死，还是饿死，无从查考。但凡被称为‘苗洞’的洞穴，均为苗民藏身避难之处，全县约有十余处。”
   “元代、明代的‘赶苗’，使彭水人口锐减，甚至连人口集中的鹿角镇、苦竹镇，都‘无居民’了。明代，又从江西、湖北等地大量移民来彭水，被称为‘湖广填四川’。这些移民，其中部分为苗民。如洪武二十年(1387)迁入定居的廖姓，在‘赶苗’时，他们‘入山未走’；洪武年间迁入定居的易姓，‘赶苗’时躲于三羊墩才躲过了灭族的横祸。”  
    “赶苗拓业”不见于封建正史之中，却大量存在于武陵山及周边民族地区的方志、碑刻、族谱与民间口传史料里，又被称为“赶苗夺业”、“赶苗图业”、“赶苗夺籍”、“赶蛮夺业”等。这是一场发生于渝、鄂、湘、黔、川、滇、桂广大地域，萌芽于元代、贯穿明朝、延及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   
　　“必须指出，在明代史书中因把‘苗’的名称经常作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故除了在湖广、贵州等地出现的东苗、西苗、仁苗等名称以外，还把一些原不是苗民的其他民族的人也统称之为‘苗蛮’。”因此，“赶苗拓业”中的苗，涉及到许多南方少数民族。明朝镇压不顺从的原住民，并实行“赶苗拓业”的有代表性的活动。
明朝的“赶苗拓业”，并不是单纯的个别局部事件，也不仅仅是某些土司擅自或得到流官默许的强占土地田产行动。它是以往封建王朝“平蛮”策略的继续，是明朝开国皇帝首倡的、有专职军事官员统一指挥的长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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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不久，就派兵到西南各民族地区，强令土官归顺，人民纳款。被派来戍守苗区的文武官员，又与土官沆瀣一气，虐人肥己，致令诸夷苗民困窘怨怒；屯军霸占田地，骚扰人民；驿站经常派夫派马，勒索钱财。因而苗族人民反苛派，反卫所屯田，反官吏、土司的斗争，也就不断发生。综观明清两代苗族的反抗斗争，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规模大，遍及武陵山和贵州的苗族聚居区；二是时间长，从明代开国的洪武一直到亡国的崇祯，并延及清朝，持续不断；三是与其他民族联合行动，经常是苗族与彝族、仡佬、布依、侗族等民族的联合作战。
在重庆市黔江区即原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明清落业的官兵成为居民的重要来源之一。如黔江的程姓：程涛，原籍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明洪武二年(1369)，以武举授职千户，西征入川平蛮至黔江，有武功赐田宅于城东一带，遂落业。其后裔分居联合镇、青冈、正阳等乡。明初，有许多驻军官兵在境内安居落业。如千户孙旺落籍黔江，迄今20余世，分居冯家坝、太极、正阳、南海、后坝、城北等地。武略将军宋陆，明洪武十三年(1380)从江西凤阳府宿州带兵至黔江，后定居落业，嗣孙分居正阳、青冈、联合镇等地。”
明朝势力首先深入的湖广湘鄂西一带。洪武三年(1370)，湘西土家族慈利土司覃A领导的包括土家、苗、瑶、侗等族的“蛮民”掀起反抗斗争。洪武五年(1372)，朝廷置省溪长官司，治所在今贵州江口。首任长官为杨政德，查考他书：省溪司正长官杨氏，原籍华阴。政德，元镇远土知府，明洪武五年内附，授省溪司正长官，祀乡贤。
　　在贵州铜仁杨胜怀收藏的清代重修《杨氏族谱》中，有《明太祖谕镇远知府杨政德敕》，全文如下：“敕曰：胗自平定海宇，惟贵筑古彝地，诸种玩[顽]梗，克服未息。尔故元郡守杨政德，芟险除夷，俛首归顺，胗用嘉之。今仍俾汝以世土，授省溪长官世职，彼处田地，任尔开垦，允为世业，养廉子孙，不加俸禄。尔其效忠，谨守法度，以安疆土，勿替胗命。故敕!”
　　朱元璋旨令所说的“诸种顽梗，克服未息”，将镇压对象定位为不驯服的各少数民族，是“赶苗”。而“彼处田地，任尔开垦，允为世业”，则允许参与的官兵与土司武装，可以就地“拓业”。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67年)六月，爆发了五开洞(黎平)以吴勉为首的侗族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明王朝掠夺农民土司的屯田政策。明初，朝廷为了加强对侗族地区的统治，大规模地推行屯田政策，实行“拨军下屯，拨民下寨 ”的强占土地政策，激起了侗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声势迅猛，扩及今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天柱、锦屏等县，湖南的会同、靖县、通道等县，广西三江、龙胜等县，席卷湘、黔、桂三省广大侗区。这次起义坚持了8年，失败后农民军被杀4000余人。
率军前往今贵州印江县征讨“浪水十五洞叛苗”的田儒铭，于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在“斩杀无数”的战事结束后，允许幸免于难的“残苗”投各峒重开生业。田儒铭在上表中自称，此举“非赶苗托[拓]业之谓也，实抚苗安业之谓也。”可见“赶苗拓业”在当时已经成为参与者人人皆知的口号与行动目的。而这次军事行动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论功分赏最重要的战利品土地。如：战事一完，田儒铭的部将张长子即开口讨要：“小侄三战三助，老伯何以待侄乎?谅供白功而不可。”得到的回答为：“吾余地以待尔等。吾割秀堡、两河、长通、尖角、独家寨归尔，邛江司在八甲，报尔一助之功；又割牛栏关、缠溪、尖山、鬼石口、嵩平归尔，邛江毛八甲，抱尔二助之功；又割昔上坪、团山堡、上落坳归尔，邛江径十甲，报尔三助满全之功。”其他大小部将也都一一获得封土，即当时所谓的“分茅祚土，安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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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这种“拓业”情况的碑刻，在武陵山区各地都有发现。例如贵州松桃的《赶苗夺业碑》、湖北利川的《抚苗民处碑》、重庆酉阳的《冉姓“龙脉”碑》等。《冉姓“龙脉”碑》碑文记，在洪武年间：“呈称苗匪叛逆，特奉宣抚司引委任镇守，严抵边疆，执值戈赶苗夺业，插标为界，东至天生桥，西至大龙波，南至野鸡石洞，北至吊皮潭。”
　　“平蛮将军”一职最早可见于《汉书•西南夷传》，王莽任命冯茂为“平蛮将军”，率军镇压“益州蛮夷”的反抗斗争。《明史•职官志》规定：“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其总兵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这种地域军事分工并不十分严格，如明英宗时曾命“平蛮将军”宫聚率军远征云南麓川。
　　由于以湖广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就使“平蛮将军”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二十四》记载，“镇守湖广挂平蛮将军印总兵官一员，驻省城。”可见这项职务的常规化。明代任“平蛮将军”的多为“伯”级，如：定西伯蒋贵、南和伯方瑛、靖远伯王骥、保定伯梁王缶、东宁伯焦栋等。
洪武二十二年(1389)，湖广安福千户所土家族千户夏得忠与“九溪洞蛮”反。洪武二十三年(1390)，湘西散毛、施南、忠建和鄂西镇南、大旺的土家族土司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明活动。明王朝将他们残酷镇压下去后，就开始在湘鄂西土家族土司地区设立了为数众多的卫所，形成了监控与防范的军事网络。卫所实行军屯制度，要大规模圈占良田。其中参与镇压行动的土司，在取代“反叛”土司的过程中，也往往就地开拓家业。一系列活动的终端结果，是使不少原住民失去了自己的田地与家业。
万历、天启年间对播州宣慰使杨应龙、永宁宣抚使奢崇明与贵州水西彝族首领安邦彦反明事件镇压的大规模军事活动，也是“赶苗拓业”的实施过程。奢崇明反明的导火索之一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驻赤水卫明军与当地群众争地冲突。而两大事件结束后，苗族、彝族等民族失去了以往在黔北与川南的主导地位。至今在川南叙永、古蔺一带的苗族群众，尚流传着传统节日“赶苗场”，每年农历二月十三日和七月三日举行两次。关于赶苗场的起源，相传是在反抗斗争失败以后，官府禁止他们联系聚会，苗族群众便以到场坝吹芦笙为名，秘密联系，逐渐演变为固定的节日。
　　濮人，即仡佬族的先民，是古代夜郎国的土著与主体民族。在封建社会，明朝对仡佬族的镇压剿杀达到了高峰，致使土地丧失，人口锐减，反而成为贵州西部人数稀少的少数民族。有些地方至今还留有仡佬河、仡佬寨等名称，却不见仡佬族的居民存在。
在明王朝“平定”“苗蛮”事件中，最为悲壮者当属都掌蛮起义。都掌蛮是西南古老民族，居住在今川南叙永、兴文、珙县、筠连、高县及相邻的贵州境内。景泰元年(1450)，都掌蛮为反抗公差征粮而发动起义。虽屡遭镇压，还是在成化、正德、隆庆年间多次起事。明廷最后纠集了4万大军，于万历元年(1573)进行围剿，共计斩首6000余级。在残酷的绞杀之下，都掌蛮从此消失，这片土地即为征服者所占有。
   只要被封以“平蛮将军”，就成为镇压湖广及周边少数民族反抗的明军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如：《明史•方瑛传》记载这位“平蛮将军”：“天顺二年(1458)，贵东苗千把猪等僭伪号，攻都匀诸卫。命瑛与巡抚白圭合川、湖、云、贵军讨之。克六百余砦，边方悉定。瑛前后克砦二千，俘斩四万余，平苗之功，此无与比者。”
　　《明史•顾成传》记“平蛮将军”顾溥：弘治五年(1492)五月，贵州都匀苗乜富架作乱，自称都顺王，梗滇蜀道。诏溥充总兵官，帅兵八万讨之。分五路，刻期并进。诛富架父子，斩首万余。
而苗族反对明朝“赶苗拓业”的最大成果，就是保持了雷公山和腊尔山地区自主的生存权。苗族地区除大部分受土司和流官统治外，还有黔东南雷公山区和湘黔交界的腊尔山区，由于苗族人民的英勇斗争，从明中叶到清初，逐渐排除了土司和流官的势力，形成了两片自主自立的区域。这是是苗族人民反压迫反控制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其中经过2个多世纪的围剿，无法成功的明王朝只好花费巨资，修筑了一条环绕腊尔山的“边墙”，即明代“苗疆万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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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口碑资料看，苗族进入贵州仍沿袭秦汉以来的三条迁徙路线：一是沿武陵山脉北端进入现在的重庆南部，再进入贵州北部即现今遵义地区，然后由遵义地区迁往贵州西部和西南部；二是溯沅水及其支流而上进入贵州东部即现今贵州铜仁地区及锦屏、黎平一线，再迁往镇远、施秉等地，进而远达黔南和黔西南；三是沿五溪支流由湖南人广西，再溯都柳江而上进入现今贵州东南部。
　　元明和清初进入贵州的苗族，又继续向云南各地迁徙。正如云南《马关县志》卷二所云：‘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这一时期，苗族进入云南，看来也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经黔西北威宁一带迁入滇东北各地：一是经安顺地区由黔西南兴义等地迁往滇东南(今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滇南；一是经四川南部筠连、叙永等地南下进入云南东北威信、彝良等地。
　　以上仅为苗族迁徙的大体方向。而实际上，由于这是无数个家支不同时间的不同行动，相互之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如：四川筠连县的另一种说法，苗族是由湘、赣、桂迁徙而来。如熊姓苗族，原祖籍江西，明朝封建皇朝鉴于云、贵一带，地广人稀，遂在江西、湖广一带，强迫苗民向云贵迁徙，落点于云南楚雄县李子坝，开荒辟岭。其后分成三支，有两支入川，其中一支落点于珙县洛表，一支到筠连，迄今已有十一二代了。
《共产党宣言》预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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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从1983年4月起在全县开展民族识别和恢复民族成份的工作，当工作队进入苗家村寨时，群众都欢呼雀跃，热泪盈眶。黄都乡一位老人激动地说：“说起来话长，我们忍辱含羞好多代人了，不敢承认自己的苗族成份。在清朝赶苗拓业时，我们祖先修了一个地洞叫‘响塘洞’，大人小孩都躲在里面生活。人们说我们是‘响塘老苗’，长的样子是苗样样，是下等人，受人欺压，受人歧视。现在党的民族政策好，党是我们苗家的大救星。”另一位老人则追述：“我祖父经常告诉我，要把祖辈遗留下来的铜乐器(长号、鼓、锣、钹等)保护好，在‘赶苗拓业’时，老祖宗所有家财都不要，就保留这套铜乐器。祖父临终时说，要把铜乐器保存好，一代一代交下去，决不能遗失，看见铜乐器，就等于看见老祖宗啊!”

　　在我国历史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中央封建王朝，对于边远少数民族的政策无非是“安抚”与“平定”两个方面。明清“赶苗拓业”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阶级对立的前提下，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它一方面给某些原住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以非常手段促进了不同族群的互动，并随着各种移民的到来与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与新的生产力因素得到了传播。

土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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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人 发表于 2017-9-28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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