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悲喜调

绿叶草根

1961年8月15日，我怀揣一张初中四期肄业证，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秀二初中（宋农中学），到家乡参加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伟大历史性行动。一个初中肄业生，根本沒有资格参加高考，本来与高考无缘无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教育之命，十年浩劫，中国十年无高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者错误领导者视人才如粪土，致有此灾。这样一来，连1966至1968这三年应该毕业的高中生(1977年称“老三届”)也与高考失之交臂了，更何况我这无能之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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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这个“主义”这个理论，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改革开放路线之前，于1977年一举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视人才如珍宝如国宝，他亲手栽种的成千上万棵白杨很快就入了报国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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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人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否定，现在遭到了否定之否定，这是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对国家对民族都有百利而无一害。高考信息飞传，全国欢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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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让当时新三届（1975至1977年毕业的高中生）而且让上述的“老三届” 一起参加了高考，连像我这样的冒牌“老三届” 也忝列了考生之座。
1977年12月，31岁的我有幸赶赴秀山一中参加高考。当时仅是初中四期肄业文凭（简直不能算文凭）的我，语文考得90分，总分列四川省涪陵地区文科第二。龙文茂时任石堤中学教师，他偶然碰到我，对我说：“他们又不是你的嘎公舅爷，为什么给你打这么高的分数？”为了避免自吹之嫌，我沒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三个字：“卯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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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个中内情我自已怎么会不知道？从9岁到高考时的而立之年已过（即31岁），我一直保持着吃饭看书、走路看书、上厕所看书的**惯。人们为此把我看成书呆子，且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把我的读书故事传得光怪陆离、神乎其神，或说我挑担子把书放在前一头看，或说我犁田把书放在犁辕上看，连我自己听到了也不免捧腹。前半生中许多时候特别是当公社社员那些年我无钱买书订报，感谢教过我的石敦金校长让我把若干担几个月前甚至一年前的旧报纸挑回家看。一年中，打谷子那一段时间最苦最累。当别人放工后睡大觉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扑上了“精神面包”。感谢生产队里有志不在年高的娃娃们，是他们把我家院坝东南角的一棵歪脖子李树以打秋千的方式訄成了天然绿色沙发，让我半躺在这沙发上看报，虽然李树不再结果子，但浓密的枝叶把我全身罩住，凉爽、舒适、惬意！打谷子，挑担子，大脑近乎休息，此时轮值工作，效率倍增，大有神游天外、环顾中西之感。读书看报之乐竟至于斯！
于是，我狂喜，我自得，我自诩“学习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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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参加上线考生体检的日子是1978年1月19日和20日两天，医生给我填报的结果是“肝大”； 后来，我沒有上成大学，人们就笑话我“干大了”， 意为干考了，考得再好也沒有用。
无非一个地区文科第二，当时竟受到了地县区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层层表扬，说我“自学成才”。
成了什么“才”？ 烂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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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得稍好一点，不一定成才，社会经纬本来就那么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特别是在四人帮流毒尚未肃清、“凡是派”谬误尚在将消未消的历史时刻，一切都不是定数，一切都可能节外生枝。
当初，我凭错觉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西师中文系。不久，即有两个变数向我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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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变数叫“政审”， 关于我父亲当伪副保长的时间问题被人们炒作得沸沸扬扬：从半个月炒作成三个月，从三个月炒作成八个月。这半个月、三个月、八个月，又经过副社长、大队支书、土改时的村公所统计员各说一套，各唱一调，到最后我就得了个“社会关系不清”的恶果，想入复旦大学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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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变数叫“阶级斗争为纲”， 是大人物倡导并由“凡是派” 照办实行的。虽然真理标准大讨论搞得好的西师录取了我，但左倾流毒还极为浓厚的秀山县委却令县招办截扣了西师中文系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祸端仍是关于我父亲当伪副保长的问题。大队支书、副支书二人戮力同心，打电话提醒县委：“不能让伪保长的儿子混入我们人民的大学！”阶级斗争觉悟够高的，县委焉能不听？反正损失是我的，他们则毫发无损，害得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和校长为此事眼泪打肚中落——虽然他们亲眼目睹了历史悲剧，但是他们力不能及、爱莫能助。
第一次参加高考的结果，连个虎头蛇尾也没有得到，只得个有始无终，也莫怪我和老婆心中凄怆、喊天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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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我32岁之年，肃清了左毒的秀山县委开一绿灯，让我再参加一次高考，以补偿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所受到的损失。一万个不甘心的我，也就草草上场。
第二次参加高考是在1978年7月2日至22日，地点仍在秀一中。两次高考，仅半年之隔。这一次虽然也上了体检线，但考分大大下降：历史66，语文65，政治62，地理54, 数学31, 总成绩才278分, 仅比最低分数线高3分。虽然我于8月29日第二次参加了体检，虽然我填报的志愿尽是等级最差的, 但因我年龄超过三十, 理所当然地遭到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