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危勇和蒋慕平,有人对你们关注,是因为你们农民诗人的身份,因为你们的遭遇,而不是因为作品,你们怎么看?
生活已将蒋慕平打磨得直白而实际,她不避讳自己对好日子的向往,又在这“世俗中”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如果你们在读我的作品的时候,忘记问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任何身份的标签都不能凌驾于创作本身。”危勇说。
“任何标签都有局限性,而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创作也是不一样的。”张一一这样评价。他说,农民能以身边的素材进行创作,观察生活,热爱生活,有一种文化的向往和追求,就值得鼓励和弘扬,而不应该对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学价值过于挑剔。
傍晚,记者即将离开湘阴,蒋慕平突然打来电话,“我还有话讲。你知道那个脑瘫诗人吗?什么秀华,也是我们湖南的。”
“是余秀华,她是湖北的。”记者告诉她。
“对!”蒋慕平说,“她可真火,要不是路途太远,我早就去会一会她了。我们都是农民诗人。”
“你不是说,农民这个标签不重要吗?”记者诧异。
“重要,也不重要。”蒋慕平停顿了一下说,“在张一一找到我们之前,我已经写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他的‘作品’,我不在乎。没有他,哪有人会关注我们。”
“能不能在报纸上宣传一下我写的小戏。”她的乡音很重,怕记者听不懂,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理想,就是写一个成功的剧本,在家乡演出。“让大家都晓得,让别人分享我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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