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沟一家人

lsf1980 · 发表于 2018-2-12 0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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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沟一家人

这是属于我母亲的故事，她用数十年的情感累积写就，虽无法代表那一代人的经历，但足够承载属于一个女人的青春，一个家庭的记忆。分享给所有的过来人，以及希望了解那段故事的人们。

一、首赴秀山和有了一个“家”

1969年2月，我们重庆巴蜀中学初67级1班的六位女知青，踏上了前往秀山插队落户的旅程。那年我们十七岁。记得我们是在1969年春节过后的2月最后一天，2月28日出发的。凌晨天还是黑的，在学校集合时，大家还很兴奋，步行到的朝天门码头。昏暗的灯光下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有送行的家长，有知青，很多人呜呜咽咽地在哭，这个画面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心想有啥子好哭的嘛。对农村充满了好奇，以为就是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电影中桃花盛开的村庄呢！）我们学校集体落户是到秀山县，具体到哪个生产队组成一“家”是自由组合。我们一行六人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在班里，冉崇年是团支部书记，我（张达鸣）是班长，陈冰是文娱委员，鲁渝玲是生活委员，还有两个，魏延庆和候凤美，也是正直聪慧的好学生。

早上，我们上了一首连体驳船，还有上千个知青也上了各自的驳船。当十几艘驳船鸣笛离开码头，顺江行驶的刹那，码头上送行的家长们挥动双手，踉踉跄跄地扑向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哭声，由呜咽转为了嚎啕大哭，惊天动地，和波浪声浑为一体，响遏行云……

我们的驳船顺长江缓缓而下，很慢。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望着浑浑噩噩的江水，不知是被周围哭的人所传染，还是怎么地，我们六个人也开始抱头很伤感地哭了起来。一路默默无语，再也没有开始的兴奋。

到秀山县的行程是两天水路，两天陆路，我们算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第一站是行船到涪陵，晚上住在涪陵。第二天换了小汽艇，沿长江支流乌江逆流而上。乌江的水比长江水清亮许多，但非常湍急，中途经过一段滩多流急的地方，船就用铰链加十几个光着身体的纤夫托上去，这样艰难地行驶到第二站，龚滩小镇。在龚滩住了第二晚，印象就是被陡峭的山峰包围着，吱吱唧唧地响个不停的吊脚楼。第三天换乘大卡车，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一天，到了彭水县城，又住了一晚。第四天中午乘车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秀山县龙池区妙泉公社。这是个离县城最远的公社，紧挨着酉阳县的地界。我们拎着行李下了车，看着卡车载着其他知青继续往前走，我们心里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很不是滋味。

站在公路边，只见对面是莽莽苍苍连绵逶迤的大山，一条清澈、碧绿的梅江河静静地往前流逝。我们看着这番景致，没有欣赏的心情，更多的是一种离开故乡，告别亲人，前途未卜的苍凉心境。

我们六个被分配在大田大队桥沟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比较平，水田较多，但也有陡峭的后山，被称为盖上。最初，我们是住的社屋，即生产队的公房。（一年后，给我们修了一大间约二十平米的木板屋，这是后话）。社屋是一座几间瓦屋，房前有个大晒坝。秀山的房屋非常有特色，全是很大的木头做梁，木板做墙，墙面上下都是空的，不封死，冬天下雪夏天下雨，屋里屋外都一样冷。猫狗鸡鸭可以随便自由从墙下出入。墙面上方空着的梁上挂满了一束一束的黄豆杆，里面藏着一些小动物。晚上老鼠就在蚊帐上跑来跑去。社屋最大的那间做了我们的寝室，房内倚墙安了六架木床，中间放了两个装米的正方体木柜，这就是我们的“家”了。然后我们每人将蚊帐挂在各自的木床上，“一蚊帐一天地”，这就是我们各自的“小天地”了。

到达生产队那天上午是三月三号，农历正月十五，大年。我们拎着大包小包行李到了后，就被带到了生产队保管员颜泽万家里吃晚饭。这是一户在当地比较富裕的家庭，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知青。一碗腊肉，一大桶渣豆腐（没滤过的豆浆加上切碎的青菜），一大盆白水面条。我们当时觉得，腊肉很美味，渣豆腐也有特有的清爽……

二、姊妹情深

我们六个人，各有各的家世，各有各的秉性，各有各的特点。但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平等意识，友爱团结，谦让包容，理解尊重。这些基本的人格素质，是我们这个家“历经三年”不垮不散的灵魂和凝聚力。

崇年姑娘是我们这个家的大姐姐，她身材修长，慈眉善眼，对人和蔼，体贴，且烧得一手好菜。她父亲冉瑞图，是重庆外科医院（现重庆中山医院）院长，肝胆外科专家，著名的“冉一刀”。她具有从她父亲那里学习和继承下来的同情弱者、拯救病人和受苦人的慈悲情怀。我们平常喜欢称她为“冉年儿”。

渝玲姑娘祖籍是上海，面相厚道，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具有上海姑娘特有的精细、聪慧特质，心明眼亮，在班上担任生活委员，擅长理财管账。

延庆姑娘有一双丹凤眼，两条柳眉，皮肤白净红润，看上去聪敏灵秀，她性格直率，正直善良，父母均是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记得有一次生产队评工分，给我们五个都评的9分，唯独给延庆评个“8.5”分，只见延庆柳眉一竖，山东姑娘的豪劲和倔劲上来了，甩出一句棒棒话：“我又不靠这个吃饭！” 一句话，掷地有声，噤得村民们一时无语，默然。

凤美姑娘，有一个顽皮的姓：候（猴），因此我们一家都叫她“猴子”，姓如其实，她长得清秀，大眼睛，小嘴有点翘，显出特有的俏丽，最大的特点是心灵手巧，动作灵敏，无论是栽秧打谷，或上树摘果，或下河游泳摸鱼，都是最擅长的。

小冰姑娘端庄美丽，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善解人意。她性格开朗活泼，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在班上是文娱委员。我和她还有一段“红军长征小战士”的“战友情谊”。那是1966年文革初期，我俩刚满十五岁，都加入了一个徒步长征到延安的小分队，我们从十月走到来年的一月，一路上踏冰冒雪，历尽艰辛，终于走到了延安，在延安神圣的宝塔山下留下了自豪光荣的倩影。这次长征，磨练了我们的精神意志，也见证了我俩的战友情谊。

说到我，张达鸣，一个从城市茅草房中走出的姑娘，长相平常，有时神情还显得有些木讷，但心里似乎有一泓清泉。这泓清泉的源头来自于我小学时期读过的许许多多连环画小人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迷上了看小人书，妈妈每天给我三至五分钱，我就到桂花园，后又到上清寺的小人书店看书，一分钱一本。我记得，鲁迅的《伤逝》表现的因生计危机而引发的爱情悲剧，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因门第悬殊而导致的爱情悲剧，外国小说《牛虻》描写的具有殉道者的高贵精神及坚贞不屈的爱国情结的“牛虻”的形象，深深地震撼了我。这种巨大强烈的悲剧力量，英雄情结竟使我这少不更事的小人儿流下泪来。到六年级时，我已将桂花园、上清寺一带的小人书店中的小人书一网打尽。小人书灌注了一泓清泉在我心里。靠着这泓清泉的滋养，我觉得心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悲悯意识”，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激情和理想。

既然成了一家，就得安排好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干活挣工分的事情。我们通过商量，决定每天轮流留一人在家做饭，还兼做挑水、做自留地农活、喂猪喂鸡等事情。其余五人下田下地干活，替这个家挣工分。轮到自己在家做饭的人，都恪尽职守，尽量动脑筋地把伙食安排得可口，因此我们每天的饭菜都各有特色，香喷喷的。崇年姐做的猪肝半汤，红烧血旺，麻婆豆腐，胡辣壳瓢儿白，色香俱全，味道好极了。年终分红，分粮食，我们一家人不分彼此，所有的东西都共有共享。（分红即分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年的工分折价不能支付应分粮食的款项，必得请各自家长寄钱来填补这一欠款。）

有一天，我们在晒坝做活路，在阳光下，发现晓冰姑娘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像猫儿的眼睛一样，蒙上了一层黄绿黄绿的颜色，很快，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乏力、厌食、厌油。有医学常识的崇年姐意识到晓冰是病了，于是送晓冰到秀山县医院检查，一查是急性黄疸性肝炎。回来后我们六个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谁去陪伴照顾晓冰，最后商议结果是派我去。我感到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照顾生病同学义不容辞，同甘共苦是我们的信条。于是我与晓冰住进了简陋的病房。她吊水，我要替她倒尿，尿液很黄，有浓重的尿味。要帮她打饭，晚上就蜷缩在她的脚边，两人共挤一张单人床。晓冰得了如此严重的病，她的远在千里迢迢之外的父母自是忧心如焚，寄来五斤白糖，作为患病女儿的营养品。晓冰每天上午下午各喝一碗糖水来补身体。我俩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地在医院度过了一阵子。

晓冰后来又回重庆住了半年治病养病，这影响了她调动回城。插队三年后，我们五个陆续回城了，将晓冰一个人留在了农村。她常给我们讲她一个人住在木板房里的孤独、悲苦、无助。特别是晚上，黑暗来袭，她一个人睡在床上，房子里剩下五张空荡荡的床，无边的黑暗笼罩着她，昔日的热闹和陪伴没有了，在沉重的黑暗的压迫下，她一动不动，有点轻微的响声都使她惊悚，恐惧，她多么想冲破黑暗迎来曙光啊！于是她更加积极地表现，做活更加卖力，希望有早日推荐回城的那一天。然而一年快过去了，仍没有回城的音讯，她当教师的母亲只有忍痛退休，提前离开自己所钟爱的教师事业，为晓冰争取到一个“顶替”名额，让晓冰回了城。

晓冰后来成为我们六个人中最成功的一位女性。回城后她有幸读了大学，学的英语专业，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职工大学任教，然后入党，当了副校长，评上副教授。她在教书育人、教学科研方面成绩显著，获得多种多项奖励表彰。并多次往返于国际国内之间，做了许多进修学习、学问学术方面的工作。

我们六个都回城以后，还经常在一起小聚，畅谈往事，畅谈友谊，畅谈人生，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

1975年的夏天，我母亲患肝脓肿住进沙坪坝医院，这个医院医术及医疗条件均很差，母亲开刀后情况不妙，刀口处流出饭渣，脓血，手术是失败的。我母亲同病室的三位患者相继死去，下一个死去的就该轮到我母亲。

这时，崇年姐来探望我母亲，凭她惯有的医学常识和职业敏感（她回城后读了卫校，分配在沙坪坝供电局医务室工作），觉得情况危机，救人如救火！她迅速拿出了勇士的果敢劲头，指挥若定，调来一辆货车把我母亲运到了外科医院她父亲那里，让她父亲，我的冉伯伯为我妈妈重新手术。冉伯伯妙手回春，让我妈妈“起死回生”，从那时起，竟令我妈妈多活了十五年！冉伯伯，崇年姐，我和我的一家该怎么感谢你们恩重如山的大恩和大义！

1994年，崇年姐病了，查出是肺癌。当我听到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震得腿都软了。我头重脚轻地过观音岩马路时，在马路中间竟一下子摔倒，一辆货车疾驰而来，旁边的路人拉了我一把，说：“你不要命了！” 可见这噩耗对我打击之大。崇年姐病了，我们常常看望她，在死神面前，她表现得异常超脱、镇静、勇敢、乐观，谈笑风生，绝口不提“癌”字”病“字。她这种超然于生死之外的胸襟气度，源自于她那“宽广博爱，大爱无言，大悲无声，无私无畏“的家传家风。与病魔抗争了两年的崇年姐，于1996年7月撒手人寰，走完了她四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从此，我们这个“家”就只剩了五人。

2013年，冉伯伯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的任上逝世，享年九十多岁。他和夫人一生养育了八个孩子，走前留下遗嘱，将所有一生有限的积蓄交作党费。冉伯伯一生救治病人无数，培养学生无数，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而去，展示了一个医学大师“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大爱情怀，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崇年姐逝世已经二十二年了，我常梦见她。梦见她牵着我的手，或在云端遨游，或在大海泛舟，总之出现的意境和画面都是明朗的，优美的，宽广的，心旷神怡的。我想，这是她的灵魂在牵引我，让我有一个宽广善良的胸襟，能包容世间的不幸与苦难，永远乐观向上地生活，尽可能真诚地助人和爱人。

冉伯伯、崇年姐不朽！

三、挑粪施肥和栽秧挞谷

在农村印象很深的劳动之一是挑粪上盖（山顶）和给红苕施肥。后山顶上，有一片平土，适宜种植豆类植物。要种豌豆了，我们就要挑粪上去。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陡峭的、用脚踩出的小路，可能长达三百米，挑粪是不可能歇脚的，没地方放粪桶，再累也要撑住。这样我们学会了“换肩”，就是用左右肩轮换着挑，这样就能顺利地、一点不洒地将粪挑到盖上。挑粪上盖虽然苦，但也苦中有美，苦中有乐。一是看清晨浓雾中的风景，一是吃烧熟的黄豆。清晨站在盖上，遥望远山，只见晨雾、云朵袅绕着远山，颜色越来越红、越来越亮，一会儿，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云和雾沐浴着阳光，斑斓多姿。顶上空气如滤过那样纯净，清新怡人，沁人心脾。二是吃黄豆，这边的豌豆栽下后，那边的黄豆已成熟了。村民们将黄豆枝丫放在挖好的土灶里，点火将干燥的黄豆枝丫烧燃，在火中，黄豆从“噼噼啪啪”的声音中蹦裂出来，落入灶灰中，我们就手脚利索地挑拣还很烫手的黄豆吃，那个香啊，脆啊，一辈子都难忘。吃完我们“两鬓灰灰十指黑”，俨然一个个”卖炭翁“的模样。

再就是给红苕施肥。这活是在酷暑中进行，赤日炎炎，把红苕藤翻到上面，把根部露出来，粪是还没有完全沤好的人粪，畜粪，有的还是成形的粪条粪块，这就需要用手掰开，这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但必须做。我们就和农民一道，用手抓粪施到红苕藤根部。感觉是又脏又臭又饿又渴。我记得是在烈日下，一个村民挑来一担山泉水，清冽凉爽，我们拿着瓢，像牲畜饮水那样贪婪，一口气饮了几大瓢才止住饥渴。

栽秧是一件技术活，要把秧苗一小簇一小簇地插到水田里。一簇簇秧苗横向有间隔，竖向要对齐，一边栽一边退，插好的秧苗由上到下整齐地呈现出来，有点像在田里插花，于腰酸背痛之中也有一种美的享受。

挞谷是一件力气活。把成熟的谷子枝割下来，一小捆一小捆地、死命地在挞谷木斗的壁上甩动，让谷粒掉入斗内。记得我们有一次挞完谷后，浑身的力气耗费完了，加上饥饿，几乎就要昏厥。支撑着回到家，饥饿的感觉是前胸贴着后背。那天中午是吃难得的油炒鸡蛋米饭，觉得那饭香呀、美呀，吃多少都不解饿。大家一口气吃了三大碗，又喝了两瓢凉水，一会儿，肚子胀起来了，剧烈的胀痛仿佛肠子被撑破了，肚子要爆炸了。大家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感觉稍一动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繁重的劳动慢慢习惯了，在这”习惯“中，我们的意志和体力也得到了锤炼。再看看村上的农民，他们一辈子就像牛马般耕耘、劳作，无穷无尽，然而他们勤劳憨厚，无怨无悔，这是多么朴实伟大的精神情怀啊！尤其是农村妇女，她们有双重的苦难，既要做繁重的农活，又要生儿育女。很多农村妇女揣着大肚子，到临盆时还在栽秧挞谷，还在背一百多斤重的牛草、猪草，很多妇女直接就将孩子生在了田间地头。她们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产，永不停歇地劳作。她们这种忍辱负重，坚韧顽强的精神意志是多么可敬可叹啊！

四、做鞋和送嫁

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余，晚上我们的空余时间如何过呢？我们热衷于做鞋。一个村里的

年轻姑娘青菊成了我们的老师。她是一个做鞋的巧手和高手。我们先是纳鞋垫，用旧布剪出鞋样，再贴上一层新布，然后穿针引线，在鞋垫上做出梅花、荷花的花型。纳鞋垫的技巧学会后，我们开始做比较复杂的工作：做鞋子。做鞋子的第一道工序是做鞋底，把旧布沾上浆糊一层层铺厚，铺到大约两三厘米的厚度，面上再铺上一层新布，就可以纳鞋垫了。鞋底要用麻绳细密地纳成，有时还要倚靠锥子来眨眼。第二步工序是做鞋面，必须用新布贴在布壳上，剪出鞋样。第三部工序是将鞋底和鞋面结合成为完整的鞋子，这是最考手艺的一道工序。最关键的是要将鞋面的尖和底部与鞋底构成一条直线，然后把直线的两头固定，再将鞋面和鞋底结合成一体，用粗的麻线依次密密缝就，做成一双漂亮的鞋子。晚上，我们乐此不疲地做这个事情：青菊在旁边指导，我们六个脑袋凑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兴致盎然地做鞋。做了一双又一双，给自己做，给父母做，给小侄儿小侄女做。

插队一年半后，我们带着这些劳动成果回渝探亲。崇年姐做得最多，大大小小的布鞋有十几双。拿回家后，崇年姐的医学专家父亲冉伯伯说：”你们在农村，聪明才智就用在做鞋子上的吗？重庆多的是卖鞋子的，谁要你们做这么多鞋子啊？劳动之余，你们学习学习，看看书，做做题，背背外语单词不好吗？“崇年姐委屈地回答道：“我们没有书，没有纸，笔也是写信才用，我们不做鞋干什么呀！” 冉伯伯痛苦地沉默了……

从冉伯伯“痛苦的沉默”中，我又忆起了一件往事。那是我回城被招到渝中区师训班，一位专家级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回城感想” 的小文章。我回到家，晚上我拿起笔，准备写一篇“感想”。可是我握笔如千钧重，百感交集，千言万语，竟不能用书面语言表达：无法组织语言！无法遣词造句！我想：“我是怎么啦，我是呆了还是傻了？”一会儿，我转念一想，仿佛有所悟：文革三年，农村三年，我”折腾“了六年，我的学业已经荒废了，知识遗忘了，智力退化了，我已经是一个半文盲了！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是多么可悲可怕的事情啊！”于是，我趴在桌上哭了……

青菊十八岁，要出嫁了。他是我们六个知青的好姐妹，好朋友，她出嫁也是我们高兴的一件大事。我们六个凑钱给她买了下述礼物，作为嫁妆的一部分：一丈花布、两条枕巾、六个玻璃杯、一个瓷盆、一个暖水瓶、两双尼龙袜子，这在当时算是一份厚礼了。她的婆家在离我们村二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当地风俗姑娘出嫁，必先得”哭嫁“ 。青菊一早起来梳洗打扮完毕，就在娘家一间屋子里哭了起来，先是抽抽咽咽，小声地哭，继而哭声越来越大变成了嚎啕大哭，我们安慰着她。一会儿，男方的人来了，有走在前面的新郎小军和后面接嫁的队伍。然后，我们的”送嫁“开始了。娘家送嫁队伍最搭前的送嫁妆一行，抬着衣柜、米柜、长桌、凳子、火桶（烤火用）等家具前行。送嫁的人紧随其后，有我们六个女知青，还有青菊的两个妹妹。我们走在田野山坡小路上，兴高采烈，一脸喜气。快到小军家时，只见青菊比兔子跑得还快似的冲向新房，抢先新郎小军进了新房：这是当地的一个风俗，新郎新娘谁抢先进了洞房，今后就谁当家。青菊先进洞房，今后主事当家的就是她。

中午，吃婚宴了，一桌八人。中间一碗是荤菜，八块肥肉，其余全是素菜，有白烧豆腐、凉拌三丝、青椒豆干、红焖魔芋、水煮黑豆、清炒儿菜等。我们六个各自很自觉地拈了一块肥肉，然后就大夹小夹地拈其余的菜肴。农村菜品虽没有大鱼大肉，没有明亮的颜色，但味道却本色本味，非常爽口。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旁边一位陪客的老妈妈连声说：“知青妹，雅相点，雅相点！”晚上，青菊该进洞房了，她羞答答地进了洞房。我们六个不知怎么的，别人进了洞房，我们也有点兴奋了，六人躺在两张大床上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一夜无眠。

五、可爱的“光棍”们和一封情书

我们生产队，有十几个快满三十岁和已满三十岁、甚至年满四十岁的单身男青年，被称为“光棍”。他们的小名后面大多带有一个“狗”字，名字取贱些，好带。有“润狗”、“建狗”、“东狗”、“春狗”、“渠狗”、“虎狗”等等。我们六个女知青来了，他们很高兴，因为有地方串门了，并且也有年轻人喜欢的新奇和热闹了。

工余之时，他们常到我们家串门，到了门口，斜倚在门框边，就会从口袋里掏出杏子，李子，桃子，柑子，枣子，核桃，板栗，花生等东西，这些东西还带着他们的体温。他们见我们六个津津有味地吃着，非常心满意足地咧嘴笑了，这种笑容是孩童般纯真无邪的笑，令人永远难忘。

有一天，东狗提了一串从小河里摸到的团鱼，他说：”这东西可补人了，特地送给你们几个知青吃。” 晚饭时，我们把团鱼炖了汤，真是鲜美无比。光棍们很穷，家徒四壁，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只披着一件破棉袄，穿条单裤，衣裤上还有破洞。永远记得他们冬天瑟缩在火塘边烤火的情景。光棍们有力气，心肠好，做活路时经常帮我们先挖“玉口”，就是先把土地挖一排，有“玉口”了，我们才好接着挖。另外，还经常帮我们砍柴，做一些重的农活。

最难忘的是，我调回城时，重庆有关方面要求知青要带120斤四川粮票回城，这需要我用自己农村的口粮去换。于是生产队派润狗帮我挑140斤谷子到公社去换粮票。润狗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润狗挑谷子，另一光棍渠狗挑我的行李，我打空手，一行三人行进在山腰绵延二十多里的崎岖小道上。只见润狗挑得汗流浃背，左右肩轮换着挑，速度飞快。我非常感动感激，忙说：“润狗，歇歇吧，别把身体累坏了。”他非常真挚地说：“我不累，你们知青回城了，我很高兴，能替你担谷子，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眼睛湿润了……这些青年农民质朴，善良，无私，博大的情怀是多么高贵的品质啊，这种情怀开拓了我的心胸，滋养了我的灵魂。

1971年夏天，我们下乡也有一年半了，决定回重庆探亲。探亲期间，“猴子”凤美接到了桥沟生产队一位光棍 “虎狗”的一封信。这位虎狗在光棍中间是比较出色的一位，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是民兵排长，并读完初中，粗通文墨。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凤美同志，你好！
   你近来一切好吗？不知怎么的，这段时间我很想念你。你是左撇子，我难忘你插秧时，左手从右手里接过秧苗，在空中划一道弧线，再用左手把秧苗插到田里，空中你这道美丽的弧线令我神往。我喜欢你那猴头猴脑的样子，喜欢你像猴子一样灵巧，你能上树打板栗，也能在游泳时在河里摸一条鲤鱼上来，你的本事真高呀！
   我喜欢你的善良，你不嫌弃我们农村人，你和我多次结伴上盖，在山上采了好多野果野花下山，路上你还和我一起唱歌，还给我讲了一些你们城里的趣事……
   猴子姑娘，你快回来吧，回来后我们又可以在田里，地里天天见面，这是我多么盼望的事啊！
   此致，革命的敬礼！

                                                                                 彭大虎
                                                                           1971年9月

猴子姑娘接到这封信，连看了三遍，不知怎么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一丝欣喜，她那“情窦初不开” 的心仿佛有点“情窦初开”了。

探亲回乡时，猴子姑娘特意买了个硬皮笔记本送给彭大虎，笔记本扉页上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