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地球之第32章王淦昌与“水变油”的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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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仲夏，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做出很大贡献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相继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核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专心研究惯性约束核聚变。

惯性约束核聚变也称受控核聚变。这种以海水中蕴藏的氘、氚、锂等重离子化合物为原料的聚变反应一旦实现，将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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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初，就在王淦昌为我国的受控核聚变研究面临的困难重重而焦虑的时候，一个30岁的中年人王洪成来到北京，要用作参水率为100%的“水基燃料”试验的方式，为此前某部门把自己当做诈骗犯，非法关押了128天讨个说法。
“水能变油？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水是无机物，油是有机物，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搞这个研究的人是精神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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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科学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对新鲜事物永远充满好奇的王淦昌却一心要探个究竟。是年12月21日上午，王淦昌，来到位于滨河路的北京化油器总厂，现场考察了1吨级参水率为100%的水基燃料试验。当晚，王淦昌寝食不安，苦苦思索：为什么10克普通黑色药液就能把约1000公斤的自来水转化为汽油一类的燃料？莫非王洪成发明的这种黑色药液具有铀235裂变产生的能量？可是配制水基燃料过程未见核裂变或核聚变产生的激烈化学反应，难道王洪成大变戏法，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12月27日上午，为了解除心中的谜团，王淦昌再度与中国农村能源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四川省科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刘允中等人，在能源协会大院，考察“水基燃料”试验。王淦昌让刘允中陪着王洪成在一旁唠嗑，然后亲自动手，配制了20公斤水基燃料，全部加进他乘坐的红旗轿车空油箱里。10点多钟，司机驾驶轿车，拉着王淦昌和刘允中在北京郊外飞驶10多公里。时近中午，轿车回到能源协会院里，王淦昌握住王洪成的说：“洪成同志，这次重复实验让我心里更加踏实。我相信，水基燃料发明的经济价值远胜于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的受控核聚变，将为能源的永续利用，开辟一条光明大道！”隔日，王淦昌和刘允中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写信，反映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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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2月，在北京东郊联合收割机场，王淦昌与王洪成做了“水基合成气体燃料”和“水基合成液体燃料”行车试验，对王洪成的“水变油”发明的外延与深度开发又有新的认识，欣然为王洪成题词：“王洪成同志这一个重大发明，将对国家对人民有非常大的贡献，我钦佩之至，希望王洪成同志继续努力，加紧工作，使这种发明更臻完善，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在这期间，他还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水变油”发明巨大的经济、科学和军事价值。
同年3月3日，王淦昌约请5个科技界好友，在北京东郊联合收割机厂第三次考察了“水基燃料行车”试验。在这次试验中，王洪成公开展示了“水基合成气体燃料配置储存两用罐”，并用它进行了行车实验。中午，王淦昌设宴热情款待王洪成，席间畅谈自己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体会，及党对科学事业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与爱护，鼓励王洪成继续发扬敢争第一的科学创新精神，努力掌握现代前沿科学知识和理论，不断完善水基燃料发明。餐后，王淦昌为王洪成欣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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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成同志这一个重大发明，将对国家对人民有非常大的贡献，我钦佩之至。希望王洪成同志继续努力，加紧工作，使这种发明更臻完善，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成就。

　　王洪成接过题词，动情地说：“老一代科学家无私奉献，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巨大贡献，我一定向你们学习，为党和人民贡献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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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和王洪成举杯互勉，两代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心心相连。
1994年11月末，全国掀起批判“水变油”这个最大 “伪科学” 的高潮，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操纵下，何祚庥、邹承鲁等200多个“两院”院士同仇敌忾，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猛烈地向王洪成及其伟大发明开火。在这种情势下，王淦昌从容面对，一如既往地支持王洪成的科技创新，连续给中央领导写了2封信，用亲历的事实和新得到的《膨化柴油鉴定报告》证实“水变油”是千真万确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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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初，全国掀起批判“水变油”这个最大的“伪科学”高潮，在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操纵下，何祚庥、邹承鲁等200多个“两院”院士同仇敌忾，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猛烈地向王洪成及其伟大发明开火。在这种情势下，王淦昌从容面对，谈笑风生，一如既往地支持王洪成的科技创新。
    1995年12月31日，王洪成被何祚庥、郭正宜等反伪斗士诬告入狱。1996年1月，高风亮节的王淦昌得知这个消息，拍案而起，立即秉笔上书，再次为王洪成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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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7次上书党中央国务院，为王洪成伸张正义。正是这些信和上百名科技工作者的联名呼吁，促使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排除反伪斗士的干扰，对“水变油”事件作出了妥善处理，结束了王淦昌信中所言的“中国人相争，美国人得利的闹剧”。
    在“水变油”事件中，王淦昌一个和二百个院士的对决说明，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科技界不仅缺乏创新精神，还缺乏实事求是的学风。一些科学家为了一己私利，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科学和社会问题上，往往看领导人的眼色行事，或人云亦云，或讲套话、假话，鲜有王淦昌这种高风亮节、敢说真话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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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研究的精髓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中国的科学家若能践行这两条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何愁不会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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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两院院士”和“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身患癌症，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一直挂念王洪成的安危。一天，他看到科技日报发表的批判“水变油”是伪科学的文章，怒气横生，发扬共产党员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立即向秘书口授了写给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忍着癌症晚期的剧痛在打字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