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地球之第28章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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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伪大获全胜，何祚庥在京西宾馆做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表功报告，绝大部分大谈他反法轮功之丰功伟绩，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谈他反伪科学的得意之作。

　　关于何祚庥反伪科学的得意之作，他的表功报告如下：

　　

　　开始在东北一些报纸上登，登得比较广泛。还有一些刊物上登，比如1992年第11期的《新青年》就吹捧王洪成，不过不是陈独秀办的《新青年》。1992年12月19日在《工商时报》也登过，还有东北的《大连晚报》都登过。影响最大的是1993年1月28日在《经济日报》以大半版的篇幅，而且是头版的大半版的篇幅，说“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件事情发生在1993年，正赶上政协开会，政协科技组反映非常之强烈，纷纷动员我写文章，说你来得快。那么好吧，我就写吧，他们帮我接头，找报纸刊登。我说好，我写，我开了一个夜车写出来了。同志们，不要以为批判文章很好写，其实很难写。《经济日报》报道讲得神乎其神，我写文章能够说记者眼睛看错了吗?我看都没有看见，人家是亲眼所见。我说你眼睛花了，看错了，这个不行。第二，我说这是假的，这是调包，调包也得有证据，没有证据说调包等于说王洪成是骗子，这要打名誉官司。分给我这个任务以后，没有证据怎么写?我还是有办法处理，处理的办法是把各大报纸的报道都放在一起。《经济日报》说他的经济效益最高，成本最低，效益是一千倍；但是按照其他的报纸报道的话，说加进去有1／4的汽油，3／4的水。要有1／4的汽油做种子，然后水才能变成油。这样一算的话，效益就不是一本千利，而是一本三千利等等。于是把各个报道综合在一起，我说你们记者都看见了，但是报道不一样，效益也不一样，既然效益不一样，我就要问问题了，究竟哪一个是真的?你们的话哪一个说得对?既然你们的话说得不一样，我就要怀疑“水变油”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这篇文章这样写就打不了名誉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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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篇文章，我心里想应该在报上登出来，因为是《经济日报》发表的，首先得找《经济日报》。我心里想《经济日报》大概不肯登，因为有个面子问题。我同时给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结果《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不肯登。我想，大概是因为不好意思得罪《经济日报》。但这样的文章，由《科技日报》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又各投一份给《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报》，结果也没登。隔了一两个月也没有登。我就见了一位总编。他说老何，你不知道，中央有关部门有一个方针，叫“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那么，他登可以，我登就不行。好吧，既然如此——我那个时候没有斗争性——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情就搁起来了。一直到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决定，号召揭露伪科学，就是我在前面报告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那个文件。宋健同志为贯彻这个文件，召集科技界开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大家就说，揭露伪科学应该写文章，而“水变油”是典型的伪科学。宋健是院士，他是清楚的。他说，这是典型的伪科学，应该写文章批判。我说我们写了，登不出去。他说他知道，有一个“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的方针，但是这样办，你打电话告诉《科技日报》和《中国科学报》的总编，说宋健叫他们发，你去办。我们上午开座谈会，我下午就办。我给每个报纸又送去我的文章的复印件，说了宋健的意见，但是两个礼拜以后仍然没有登。在某次会议上又遇见宋健，他问我，祚庥同志怎么你的文章我还没有看见?我说宋健同志，你上午讲了话以后，我下午就照办了，我把文章复印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不肯登，我有什么办法?我电话是打了，但是他们怕我是假传圣旨。他说那应该批个条子，我说对了，你应该批条子，所以他就批了个条子：“关于‘水变油’的问题至少‘百家争鸣’该可以吧”。宋健批了以后，的确是灵了。《科技日报》开了“争鸣栏”，《中国科学报》也开了个“争鸣栏”，我很光荣地一稿两投，两家都登了。但自从登出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大家都批评“水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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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关于“水变油”的问题有一个复杂的争执在里面。我可以告诉各位，1992年12月20日，朱镕基副总理就写了一个批示，批示请柳随年转告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同志们，“再也不要折腾了”。也就是你们不要折腾“水变油”了。1992年12月20日，朱副总理就批过，但是不听，照样做，就是这个情况。而且在1992年12月20日朱副总理批示后，1993月1日28日《经济日报》登出了一个宣传“水变油”的文章，同志们可以看到，这个争议、争论是何等的激烈。不要以为中央领导们糊涂，一点都不糊涂!中央领导批了以后也没有管用，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我们反思。反思一下原因在什么地方?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凡是明知有伪而不反，或虽反而不彻底的大概都有经济利益在里面。反对伪科学的困难就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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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从在报上开展“水变油”的讨论以后，争鸣了，我们这个争鸣其实只有一家，因为那一家不愿意写文章参加辩论，他们自知真理不在他们那一边。所以也就是一家“独呜”。这个时候就有一位石油报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这位记者做了很多的调查，发现王洪成诈骗4个亿。因为有200多家乡镇企业给他投资，投资有100～300万，所以他诈骗了4个亿。文章中还有名有姓地列举了一些单位姓名，有的人因此跳楼自杀，因为受骗上当，不好交代，只好自杀等等。这篇文章送到我们这儿，我们一看，这个事情太严重了，说这篇文章慢一点发、慢一点发。当时有反映王洪成有外逃倾向，所以不能登，登出来就刺激他了。一方面请他晚一点发，另一方面，我们几个人同这位记者联名把这个材料送到中央政法委，请中央政法委控制王洪成，防止他外逃。政法委批了以后，这才在报上揭露，登出了文章，只是把上当受骗的单位的姓名省去了。这样一来就引起社会的关注，“水变油”不仅是科学争论的问题，而且是诈骗的问题。这个诈骗的问题就此反映到中央领导那儿去了。我了解由罗干同志和宋健同志写了报告给李鹏总理，建议抓王洪成，李鹏总理批示同意，请罗干同志召开座谈会，请中央有关部委参加，共同统一思想。座谈会上听了有关单位介绍情况，最后一致同意把王洪成抓起来，认为王洪成的确是个骗子，的确是个坏蛋，该抓，马上动手。经过很周密的准备以后，在1996年1月1日凌晨6点半，由公安部突击把王洪成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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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份“纪要”你要看一看很有趣味，王洪成是坏人该抓，但是在抓的过程当中，不辩论“水变油”是真是假的问题。为什么呢?在会上有的人说王洪成很坏，但是“水变油”是真的。既然这样的话，意见不统一。但抓王洪成意见可以统一起来，所以不要辩论“水变油”。这样一来，法律问题算是解决了，但不要以为伪科学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前国防科工委有的人持保留意见，认为“水变油”是真的呢!他们也有根据，因为国防科工委下面有一个大学叫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们对“水变油”问题进行了研究。有校长杨士勤教授、党委书记吴林教授等12个人联名上书江泽民同志，保证“水变油”是真的，而且送上了科学实验报告。问题是一方面给江总书记送报告，一方面大量散发这个报告，我们每个院士都收到过，我收到三次之多。他们在科技大会的门口散发这个东西，当时宋健同志组织科技大会，他们在京西宾馆门口闹腾，要进来散发，当然宋健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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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报告是这么说的，他们做了实验，实验是真的，何以见得?“水变油”的实验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做的，但实验分析不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做的，是吉林大学化学系做的。有吉林大学化学系做的实验报告，这个报告说，是油。所以，他们认为水能变成油，认定是油，报告是这样写的。仔细一看报告，吉林大学化学系也很鬼，他怎么写?实验时间4月28日，送样时间5月3日，分析时间是5月4日，他们在收到了样品以后，马上进行了化学分析，分析样品的确是油。不过上面注明了，从实验时间到送样时间有5天，而且送样单位是洪成燃料公司，并不是杨士勤教授。如果杨士勤亲自给送来就严格了，杨士勤没有送，由洪成燃料公司送，那这里面的漏洞就可想而知了。吉林大学化学系是对样品负责，你送来的是油，我分析出来的当然是油，但是“水变油”和吉林大学化学系无关。这样一看，这个实验靠不住，所以对他这个实验就质疑，质疑实验靠得住靠不住?因此杨士勤就欢迎北京科技界的朋友到哈尔滨做实验，特别希望何祚庥教授去做实验。杨士勤亲自打长途电话请我去。“三请诸葛亮”。我在电话里问了他做实验的情况，问是不是他亲自做的，他开始说是他做的，后来我又问了一些细节，他说不出来，又说实验是他秘书做的，他自己没有做。我说你那么相信你的秘书吗?他说秘书跟我多年，没有问题。我说那你也得提高警惕。他说，没有问题，这可以再做实验。但当时我却不敢答应他去。这个实验，从我来看，王洪成肯定调了个包，怎么调包，手法我不知道，我也不会。但是我到了哈尔滨，两眼一抹黑，和胡传奎到了沙家浜差不多。变魔术的人翻一个跟头就拿一盆火来，我怎么敢去。他请别人，别人也不敢去。去了以后“水变成油”，要你签字、画押怎么办!但如果我不敢去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说他是假的，请你做实验你又不来，你又批判他伪科学，你得讲理呀。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点困难。然后想了一招，就是最好请杨士勤到北京来做实验，到了北京，那总是何某人的势力范围，我总能控制，那些调包的我给他赶走，请一些魔术师来帮我忙。但是你有什么理由非要他到北京?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大意是“水变油”既然是科学真理，那么科学真理带有普遍性，应该和地点无关。既然“水变油”在哈尔滨是真理，那么到了北京也应该是真理。为了进一步验证“水变油”真理的普遍性，是不是请你们到北京来做。同志们，这样我们就占住理了，他很难驳我。然后我就说，我对你们这个实验高度怀疑，怕有“非科学因素”介入。同志们，我不敢说诈骗，而说“非科学因素”介入。为防止“非科学因素”介入，我们建议做实验最好用一些防伪措施，建议他带一个保险箱来，钥匙归他管。我们也准备一个保险柜，钥匙归我们管。我们做完了实验，过两天，还要继续做，实验的结果放在保险箱里面，然后钥匙在你手上，你把保险箱给我，我锁到保险柜里，下次做实验我们共同打开。我特别跟他强调，请注意，我们这个防伪措施的建议是针对双方的。同志们，如果我设计一个防伪措施只针对杨士勤，他就有活可说了，你怎么知道我作弊，你也可能作弊呀，明明把水变成油了，你把油又“调包”成水了，这就说不清了，所以防伪措施必须严格。这封信给他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曾经打长途电话去，问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我问他，你意见怎么样?他说过两天答复，我们研究研究。过两天打电话去问，说杨士勤到香港去了。再打电话问，又说到哪个地方开会去了，没有答复。后来有一天，杨士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说某月某日，我们要到你这儿来，到北京开会，想拜访阁下。我欢迎，约好了，某月某日下午三点半我们见面，我把北京科技界感兴趣的人都请来，我们对话。他想私下谈谈，我说可以，我们并不想打倒什么人，大家圆下面子就可以。等到了约定时间，他打一个电话过来说他有事不能来了。我们等了很久没有任何信息，后来就采取了另一个办法，向社会公布实验方案，公布彼此来往的信，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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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问题上，问题就倒了过来，就是说不肯做实验的，不敢来做实验的是对方。而我们呢，是敢做实验的，是欢迎你来做实验的，写了实验方案的，你不予回答，不予理睬，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旗帜就拿到我们的手上来了。同志们，这样向社会公众揭露，我们就占住了理，至少在社会公众面前我们占住了理。否则的话他们往各方面躲闪，你没有办法盯住他。王洪成过去就是国家科委、国家计委请他做实验，一做实验就躲了，就生病了，反正不跟你合作。这次要求杨士勤，你叫我们做实验，你不敢做，这样我们就占住了理!虽然说在社会公众面前，我们占住了理，我说一句很坦率的话，前国防科工委一直不承认，一直到八届政协最后一次会议，1997年12月我们还跟国防科工委的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们提了三次提案说“水变油”是假的，你们怎么老没有给我们很好的答复?代表跟我们淡了半天，还说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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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也想汇报一下。前一个时期，前国防科工委，现在的装备部做了一个决定，有四项内容：第一，停止“水变油”的研究；第二，停止特异功能的研究；第三，人体科学研究会跟装备部脱钩；第四，妥善处理张宝胜，也就是请张宝胜回老家。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同志们可以看，像这样一个“水变油”的问题是很复杂很复杂的，来龙去脉非常之复杂。有高级科技人加参加，也有各方面领导介入。以后我曾多次提议，文学艺术界跟科学界共同合作，我们来编一个“水变油”电视剧，编一个文学艺术节目，我说这个剧本比老舍的《西望长安》中揭露的那个骗子李万铭还要精彩，故事情节迭宕，戏剧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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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点情况。江总书记曾经多次讲过，他不相信“水变油”，路甬祥院长我想你很清楚的，你可能是亲自听到。我听的是传达。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组拍了批评“水变油”的电视节目，有长的节目，也有短的节目，但是各位可以看，没有一次播放出来，原因呢?当时负责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同志看见这样的节目就否决，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在中央电视台播过一场揭露“水变油”的节目，只有武汉电视台他们那边弄了一个。所以同志们，就这么一件事，可以比较容易地清楚了解这样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这个情况就介绍到这儿。

何祚庥洋洋得意，中国的能源科技发展被他和无知的昏官打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