撼动地球之第10章“铁三角”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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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男，汉族，1927年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望江。1947年入党。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近年来，对伪科学、邪教的口诛笔伐以及对经济、社会问题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使之近年来成为“曝光率”颇高的新闻人物。由于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虚名，被称为“两栖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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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从小就对数学、语文、历史都喜欢，同时还十分崇拜美国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他想当发明家，也想写小说研究历史。   
由于在自己的专业即理论物理领域成绩不大、无以慰藉，为了寻找出路，何祚庥别出心裁，“高度关注物理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自己曾说：有一位半友好人士、山东大学一位谢教授说他，年轻的时候，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物理学；晚年，又高度注意把物理学理念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实际上并非如此。还在很早的时候，何祚庥就开始琢磨中国的政治问题，并为中国的政治理论贡献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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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当然也为了以后能够在很多领域发言，何祚庥“的确年轻时对马克思主义下过工夫”，须知马克思主义那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下定决心从此不再做一个“狭隘的物理学家”。虽然他曾经用政治理念预测过什么层子，被科学界打了假，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对政治的高度关爱。恰恰相反，倒是更加坚定了他走政治路线的决心。因为政治这东西，不仅能给人带来权利、地位和荣耀，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在学术上的妙不可言的好处。
几多年来，何祚庥老先生挥舞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招牌招摇过市，在电视台、报纸、杂志、讲堂等多种媒体频频亮相，使这两块金字招牌的私人利用率居全国之首。何祚庥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内似乎得到一种“治外法权”，他对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和批示，对中科院党组关于院士频繁参加社会活动的禁令，对有特殊贡献的前辈著名科学家一概视如蔑如，以一人或数人之力干预国家政治、控制舆论导向，以耸人听闻的政治口号煽动民心、摇唇鼓舌、蛊惑青年，其气焰熏天可谓“不可一世”。前些年，在南开大学的讲堂上，面对青年学生对他宣扬工具理性万能、鼓吹科学主义的质询，何祚庥先生挥舞着手臂大叫：“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句话搞得南开大学舆论大哗，青年学生美称他为“何大拿”、“何怍羞”、“何作秀”！“何大拿”实在是低估了当代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识别能力，但他这种早已落伍的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论调仍然在全国各媒体大行其道，这就是中国独具一格的“何祚庥现象”，也称作挥舞“中科院院士”招牌以少数人的意志操纵中国政局的“何大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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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先生当年留学苏联，在那里学了一套颇具斯大林风格的马列主义，回国后在中宣部科教处任职。科教处处长于光远先生及其麾下何祚庥等人，并非真懂多少科学和教育，却是建国以来科学界和教育界历次“大批判”政治运动的核心机构。诸如批判梁思成的“大屋顶”，进而拆除北京城墙、毁坏古建筑；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进而奖励生育、猛增人口；还有对梁漱溟、胡适、冯友兰、周谷城等一大批学者的批判；更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批判孟德尔遗传学、化学的共振论、维纳的控制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系列闹剧。其他如“改造旧知识分子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白专道路”，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些持续不断的“大批判”政治运动中，人们不时发现何祚庥先生又跳又叫，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百般活跃的身影。尽管何祚庥先生很愿意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把自己装扮成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然而人们知道他一生在科学上绝少建树，而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精于“大批判”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有证据表明，当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含着眼泪将北京城楼拆下来的一块墙砖捡回家中的时候，年轻的何祚庥先生正为报刊上发表了他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文章而沾沾自喜。当毛主席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时候，身为“判官”精于打棍子、扣帽子的何祚庥先生终于离开中宣部，到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任职。他根据毛主席讲“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永世无竭”的论断，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性揣摩圣意，参与思辩出一个“物质无限可分”的“层子模型”，作为将马列主义哲学应用到自然科学的成果“向国庆献礼”，一步跨上了“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台阶。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学说”，不能证伪的命题决非“科学命题”，而“无限可分”显然是无法证伪的“伪科学”命题，何祚庥院士压根儿就是一个“伪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断言“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提醒全党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善于识别那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然而人们知道，于光远、何祚庥数人一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以中国的“自然辨证法”老牌专家自居，人们难道不应该擦亮眼睛识别他们“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画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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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何祚庥的“自然辩证法”，就是用政治手段操作起来的“新学科”，列入全国高校学生的必修课。他们的“自然证辩法”干将既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又不是正宗的哲学家，现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从业者纷纷改名与国际接轨，只剩下他们几个首鼠两端的伪科学家坚守阵地了。由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吴晗《海瑞罢官》、邓拓《燕山夜话》而开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些精于“大批判”的政治骗子一度大行其道，十余年间金钟失音、瓦釜雷鸣，直到郭沫若先生痛斥的那些“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几十年横行中国的“大批判浪潮”才稍为偃旗息鼓。打倒“四人帮”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这使于光远、何祚庥这些刀法娴熟的“判官”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于光远先生毕竟是有政治眼光的人，换上“经济学家”的旗号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民主阵线的领路人。于光远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公然断言“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势”，“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成为热点。“若要向前看，先要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为拜金主义在中国横行鸣锣开道。他看不起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自称是全党“马列主义素养最高”的“元老”。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于光远先生稍遇挫折，私下谈话中一直耿耿于怀，多次在家中聚会那些曾被拘留过的“民主人士”，并将为此而改名换姓的司马南收归麾下，形成了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的“铁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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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舞台的“铁三角”历来是可怕的，汉朝末年的刘、关、张桃园结义竟能称王称帝，于、何、司马的“铁三角”也所谋者大，意在左右中国政局。在为于光远祝寿的一次家庭聚会中，于光远策划在全国发起一场“批判三伪一所谓”（伪科学、伪人体科学、伪气功、所谓特异功能）的政治运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教授（“文革”前是于光远的研究生）曾质询他说，于老师要提“批判伪科学”的口号，就要先弄清什么是科学的定义，以“可重复性”判定“科学”说不过去，例如宇宙大爆炸、生物进化都是不可重复的……。于光远先生立即训斥他说：“小X，你没政治头脑，不如小何（何祚庥）。我们就是要在全国叫响‘批判伪科学’，不纠缠‘科学’的定义。如果搞‘纯学术讨论’，就上了钱学森的当了！我们这是政治……”于是，一场站在宗派主义立场排除异己的“批判伪科学”的政治阴谋终于在全国拉开序幕。于光远、何祚庥等人惯于凭借政治权力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民来运动群众，这不但低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也错过了人民群众不敢讲话的时代，因此他们虽可将全国亿万群众的健身气功活动打下去而得逞于一时，却注定了最终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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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像何祚庥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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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科学知识纵横百科，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政治理论涉猎诸家，妙语连珠。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