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散文第3集心海情涌第4章励志散文之蜃楼传奇

绿叶草根

　文革在海洋，我的人生路上有个小插曲。1967年“三月镇反”时，海洋公社武装部长拿我开刀问斩，说我写了民兵连长的大字报，是“炮打专政机构”，而且毁坏了几张宝像。我从老同学宿通先（当时在海洋公社粮站工作）冷若冰霜的脸上看到了凶兆，于是我钻密林跑到秀山县公安局认错，公安局便让我回了家，害得海洋公社武装部长没过得成手瘾。后来，宿通先还说我是诸葛亮，能掐会算，躲脱一灾。
　　谁都认为我再也抬不起头来，但我在文革前夕看到了陈毅和彭真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谈话，我觉得只要他们的意见哪一天冲破了藩篱，我们这一层人还是有出头之日的，所以我在劳动之余，还是读呀、写呀，学习不误，习作不停。厕所里、路途上，都是我的看书之处；箩筐里、背篼头，都有我的书籍、本子等。人们对此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说我犁田犁土时，把书挂在了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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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伊始，秀山的几派群众组织间发生了一场大争论，阻碍了县革委会的建立。我的一张大字报《谈谈胡继忠问题》，为焦裕禄似的县委书记大加赞词。大字报张贴到秀城十字街，引来很多人签名支持，很快平息了几派之争。秀山革委会顺利建立。后来，信任我的县革委会正、副主任即任应来、胡继忠都调去别处。接任的县革委领导不了解我的情况，就问保安公社，一听说我是“伪保长崽崽”，就把我从报社工农兵宣传队斥退回家。
　　“伪保长崽崽”这个概念虽不入“臭老九”之流，但同样是要命的概念，其内涵是“反革命的后代”，外延是“准阶级敌人”。人们这样界定，这样理解，也据此作为处置我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不言而喻，“伪保长崽崽”这个紧箍咒，比镇压美猴王的五行山、比管束孙悟空的紧箍咒还厉害，不仅前途无望，而且任许多姑娘望而却步，不敢沾我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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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26岁，老大不小了，我听说有一个大龄姑娘已30岁，便请媒求之。然而，大龄姑娘的择偶标准是“军工教”，我一样不沾，求而不得。因为这件事，“桥堡四组田边地头评判委员会理事长”、我的一个老太（辈份如此，实际上他与我是同龄人）老大不客气地给我的婚姻判了“死刑”：“歆梧这辈子完蛋了，只有打单身的命！”
　　我没有一丝得罪过他，可他对我半点也瞧不起，人心险恶如此，我也只好隐忍。不过，我一想到吴启让、杨童生和其他好心人，觉得天下还是好人多，于是我又心如止水、处之泰然了。仅仅半年后，我便成了家。姑娘虽非如花似玉，也令这位老太眼球大大鼓了一番。我没有怨过更没有骂过这位老太，因为我一生信奉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原则，免去了许多烦恼。
　　婚姻的过程比较旧式，好在不失浪漫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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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享受了“残酷的母爱”，小时被母亲的多次毒打炼就了牛劲、犟劲，所以，我横下一条心：现在已有35位姑娘不屑与我为伴，“爱河36”只闯最后一次，闯得通则成家立业，闯不通则周游全国。
　　谁知1972年婚姻动了，请媒三处，处处得话。这回该我神气了，在三个姑娘中，选了一个最年轻也有几分姿色的。百年好合两心结，心插比丘神箭；千里姻缘一线牵，线是月老红绳。我不相信老天，老天这回却长了眼睛，把这位姑娘安排给了我。其实，“佳偶天成”是假的。这个姑娘与我有缘，是因为她的父亲被公社党委书记和人武部长各说一句话就被定为管制分子（“人治”的年代，完全是无法无天，后经查实，子虚乌有，于是为其平反），把她推到了与我同一个社会层面。同时，她喜欢我有点文化。我的一点文化，是我岳父在门外背靠背地考查核实的——当时，我为媒人的女婿代写了一封信，大家都认为写得好。订婚半年就结婚，婚礼也不同于川东本地，女方是湘西土家姑娘，按她们的风俗，男方不须迎娶，女方有伴娘八人。我“坐地等花开”，等来了我的终身伴侣彭清秀。喜得乱世多赐惠，百年结秦晋；每临佳节倍思亲，千里共婵娟。
　　婚后第三年，得了一子；再过六春，又添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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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答岳父、岳母和贤妻，我尽了一个道德公民的责任。无私襟自宽，万事公在首；有容德乃大，百行孝为先。得子第二年即1975年春夏，我在一分多火土灰里种的马铃薯刨（不用挖）了16挑，少说也有一千六百斤。1958年吹的那些“卫星”怎么也无法与我的马铃薯传奇相比。我几个月内，每日三餐饱吃洋芋片，把大米送给岳父，把米饭让给岳母和妻子吃。后来，我先后给岳母、岳父都办了迁移证，还把岳父转了非农业人口（岳母坚决不当非农业人口），让二老双亲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尽了人子之责以后，待他们先后过世，又先后把他们安葬在桥堡寨的背后山坡上。岳父弥留之际，对他的女儿、我的妻子嘱咐的是，要善待我。因为岳父对我十分放心，知道我永远不会慢待他的女儿。岳父回眸应笑慰，女婿始终没变心。
　　有次我到秀山学习，妻子进城看病，还背着儿子和我们一起会餐。他和我的新闻恩师王奕才老师（时任中共秀山县委报道组组长）同桌吃饭，因为王奕才那桌没人吃扣肉，妻子不敢造次揭盖，不知盘内为何物，竟没敢吃。回家后，经我一点拨，她才知“失了格”。妻子看到县上都有人看得起我，就相信我有一定能力，应该想法走出去，我岳父也同意和支持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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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机会需要等待，小的机会不时有点。因我劳力差，技术差，就有人提出给我评妇女工分。但是，生产队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歆梧诚实，打谷子除了他一人可以打一架胡斗，别人我都不准。他有好大力就使好大力，不偷懒，不搞过场，思想好，要评十分才行。”种包谷挑粪时，他让大家挑，我过秤、记账；薅红苕，我丈量，铁面无私，对老婆和别人一视同仁。许多人当面不讲，背后就讲队长尽给我送“活乐工分”。其实，只要生产进度不落后于其它生产队，他也不轻易让我受惠。
　　我上坡干活，中午休息一定不像众人那样打柴打草，而是看我的书报。好多时候，吃饭、走路、上厕所，都是我的读书时间；甚至送公粮时，我也把书报放在担子的前面一头，边走边看，饶有兴致。书报都是借来的，在石敦金校长那里借报纸，一借就是一大挑，打谷子那么累，我也看报入迷。没有沙发，我家院子外边岩墙上的一棵李树被顽童把树身坠直，就成了我的绿色沙发，躺在上面看报，惬意有如桃源。妻子虽然抱怨我“吃饭看书，走路看书，上厕所看书，没见你当工作同志”，但她并没有真正反对。她利用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矛盾，瞒过了生产队长，把我送到钟灵水库、三角滩电站工地去当民工，虽然没当上“工作同志”，但是锻炼了我的笔力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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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民工连的干部全部到指挥部开会去了。保安和里仁两个民工连队为争钢钎酿起了一场械斗。双方各站在船上，钢钎就要“杀”向对方。我以工地采访员的威信，高声断喝：“谁敢动手，我们马上打电话到派出所、公安局，叫你牢底坐穿！”话音落，钢钎落。那一刻，我当了几秒钟的“将军”，也有点“叱咤风云”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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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匹配，配伍有格，餐餐饱口福；文武相济，济世无穷，行行出状元。
　　1977年，我以初中四期肆业的“文凭”参加高考，竟然得了涪陵地区文科第二名。曾阻止我进县政府大门的副社长，这次在政审期间又当了一回“把门将军”。更可惜的是：一位大队副书记把“伪保长崽崽”告到县委，县招办不得不按县委指示，截扣了西南师范学院发给我的通知书。我的两位老师赵季龙（曾任我求学的宋农中学校长）、苏天义（我的班主任），他们当时都在县教育局工作，虽知此事，无力回天，眼泪打肚中落。后来，把此节告诉我时，他们都凄恻悲哀至极。我不怨天尤人，因为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西师敢于录取我，是因为他们已经清扫了“四人帮”的流毒；而秀山太偏僻，“极左”阴魂还未消散。
　　当时我没读成大学，但“石大学”之名却在石堤、保安叫得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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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台春秋
　　感谢邓伯伯，是他重教育、重人才的政策使我1977年得以参加高考，虽考取而没走成，却燃起了美好的希望；又使我1978年梅开二度，重登讲台。李家庄小学校长石敦金把我迎接到他们学校当代课教师时，他对学生说：“欢迎‘石大学’来给我们上课！”当时的氛围是那样的祥和、热烈，我醉了。
　　两年的工作、出色的教绩，使他对我信赖有加。他到秀山县城找文教科长刘朝栋，请求给我转正。刘科长答复：无中央文件作根据，他无钱无粮票，无法给我转正。石校长回来对我说了结果，我神情泰然，就说转不了公办，转个民办也好。他把我推荐给桥堡大队，我又当了民办教师。这时，我又想着要到涪陵教育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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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教育学院创办第三年，学校领导为了抓质量求生存，决定从这一年（即1982年）伊始来一次彻底的整顿，规定合格旁听生可转为正式学员，不合格者一律退学。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这个初中四期肆业生当上了语文函授旁听生，并且向着正式学员的目标前进。
　　目标明确，不等于就会如愿。参加复习第一天，杨胜礼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现代汉语定时作业。我三下两下做完，第一个交作业，成绩却属最差之列；杨老师给了我几十把叉，当时我计算了一下，分数上不了三十。顿时，我“凝钩子锥屁股，冷心大半截”。赵季龙校长把我介绍给他时，说我“自学成才”。现在看来，这又成了哪门子才？烂木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