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叶散文第3集心海情涌第4章励志散文之蜃楼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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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生圆心
　　坐于井内，望天生趣；钻入胆中，以苦为甜。
　　读小学四年级时，我的第一篇作文《捡茶子》写得一塌糊涂，下笔百言，离题万里，但第二篇作文仿写了一首古诗后，涂鸦之瘾就开始发作了。仿写的古诗是首著名的五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仿写的是：“锄禾日当头，汗似小溪流，禾苗不浇灌，哪来大丰收？”老师评价甚高，于是我也就爱上了手中之笔。
　　升入初中（宋农中学）后，涂鸦牛劲更是十足。同学们不爱写作文，硬挤几百字都说是苦差。而我则每次交作文，都是几个作文本，全写得满满当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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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另掏钱买了许多作文本，以发泄牛劲。老师也许没有时间看我的作文，每次照例在每本的最后一页写一个“好”字，记下日期就完事。
　　上课时，我每天都是写作文，写日记，根本不听课，或者往前做数学作业，一年级时做二年级的，二年级时做三年级的，正准备自学高中数学时，我被一股巨大的无形力量阻挡了，没敢再越雷池一步。
　　1960年，我订了一份《中国少年先锋报》，一份《新少年报》，不看犹可，一看就吓得魂飞魄散：反右倾、拔白旗！我学数学如此用劲，是不是站在白旗一边？不行！我大彻大悟，自觉地站到了红旗一边：理想上，确定了挤进文坛的圆心；行动上，当起了党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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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每月给我们供应28斤粮食，我不够吃，就在学校附近酒厂借一个老太的钱去买泡儿粑、香叶粑、蒿菜粑吃，上周借下周还，恶性循环。
　　三年困难时期，宋农中学先是到石堤区保安公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接着于1961年8月14日停办。我在背包里塞进“初中四期肆业”的证书，离开了学校，走向了社会。
　　父亲虽已于1961年3月病逝，但陪伴他一生的那个伪保长罪恶使他一再倒霉，不仅先于“文革”九种人，最先进了大河沟畜牧场的“牛棚”，而且在他身后，我们又饱尝了“伪保长崽崽”的酸辛。我只能在生产队当记工员，连当会计的资格也没有。与此同时，还得吃救兵粮、香叶粑、蕨米子、枇杷树皮。后来生活稍好一点，也还是连红薯也吃不饱。听说贵州有人请文化人教私塾，我便于1963年5月当了“盲流”，往贵州“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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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川湘交界的川河盖西麓起步，来到云贵高原东北边缘，然后在贵州东北各县往来跋涉。这是我1963年5月至1964年11月十六七岁时独自一人闯荡江湖的足迹所在。不是旅游那个因董永犯忌而把饭甑变成了饭甑山的梵净山景区，而是千里寻梦。再说，彼时根本无人提及“旅游”二字，因为人们正处在摆脱了三年挖蕨打葛、找化香叶寻救兵粮泡的日子之后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奋力拼搏的时候，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千里寻梦，梦在水里，千寻万寻，不得其踪，只能风雨跋涉，江湖闯荡，好在苦中有甜，亦苦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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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寻之梦，也不过是想当一名塾师而已。因为听人说，贵州文盲多，塾师很吃香。如果有人请，当上塾师，可将胸中点墨惠及别人的子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
在松桃、铜仁、江口、玉屏几个县的公路沿线一看，公办学校无处不有，根本不见私塾迹象。倒是在梵净山麓的坝干看见了一位来自湖南凤凰的塾师，二＋来岁，个子高大，风度翩翩，一表人材。我自暗忖：十六岁的我不仅幼稚可笑，而且黑黑矮矮，纵然肚里有金，也是悄然难露，真个是相形见绌，愧对世人，还想当什么塾师？于是，－刀断了塾师之想。
父亲于1961年离我们而去。也是1963年5月，母亲由熟人引导，改嫁到贵州岑巩某村；在民和（狗牙）偶遇熟人告知我母亲的住址。但是，“来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古训插入了我的思绪：母亲是生身母亲，而继父如何呢，只有天知道。世俗之见不让我进入“矮檐”，还是独自闯荡为佳。后来，母亲把我的两个弟弟接了去，数年后一个教公办，一个教民办（多年后也转了公办），看来母亲在她的新家中是作得了主的。当然，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艰难困苦中锻炼了能力，最后成家立业，闯上了讲台，混出了人样。
在贵州，私塾没教成，却给别人打工、放牛、修公路。
　　在江民公路上，我第一次练口才，午休时在燕子桥下给众民工讲说《西游记》，每日均有人给买瘟猪肉汤锅吃。患了严重眼疾，险些双目失明，又得“盲流”长兄杨童生诊治。他是继吴启让之后，第二个救我的人。救双眼等于救生命，他给了我第三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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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他是邑梅兰桥人，也不知他的去向，一直没有找到他。没有其它办法，只能以君之行导己之为，永记于心不忘于怀。
　　打工的一项工作是砍柴，此项活路使我见识了云贵高原东部的植被。人烟稀少处，树林茂密，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一天可砍16挑瓦柴；我当他的徒弟，只能砍8挑。他问我愿不愿给他当养子，我说：不愿意，因为我听说母亲已改嫁贵州，离此地不远。实际上，我也不愿意跟母亲和继父去，我怕他们限制我的人身和人生。我坚信他们不理解我的人生圆心，一定会认为是痴人说梦。母亲是文盲，继父是半文盲，加之我又听说了“来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一类的话，我决定由自己闯荡人生。瓦柴师傅他们那地方叫龙照，柿子树很多，成熟的柿子又大又美又甜，人人可享；那既是一种物质享受，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在龙照，我一个秋季吃了几千个龙泡柿，够我一生海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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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树木稀少，草多刺多。一次，我从一座山顶上剔了十几棵马尾松树枝，捆了十几捆，而且学会贵州人的捆柴法，用杂树条捆。然后，我把柴捆从山顶上往下滚，滚过十几个土坎，我的赤脚也踏过十几个土坎的各种荆棘。打工黔东北，赤脚踏荆棘，我虽以为苦，但又觉得骄傲：大自然可以野蛮我的体魄。苦难磨练，傻儿能长智；烈火锻造，废铁亦成钢。
　　打工打到了万山汞矿，不会技术，无法取朱砂之利，仍然给人砍柴。万山无柴全是刺，我每日砍刺三担。
　　浮萍飘移终非长久，磐石稳固方为良策。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际遇。
　　有一个石保娃，又叫石邦强，按辈份他该是老太（即曾祖父），他对我时有照顾，最后把我介绍给他的长兄石邦德，于是我来到了世外桃源盘溪口。盘溪口是梵净山下的一个生产队，属贵州省江口县太平公社马马大队。他们一共三弟兄，依次为德强道。他们要我给石邦德当抱儿，我说按辈份，我是曾孙呢；他们说，那就抱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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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溪口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水平首屈一指，大米饭一年吃到头不算，十几户人家，家家养几头甚至几十头猪，一片肉也不卖出去，全部自己食用，一年365天1095餐，餐餐吃肉，大家吃得做得；我十六七岁，虽然生得胖，长得肉，也能挑一百二、三十斤了。活路再苦，我也能坚持；文化生活的奇缺，却使我宁愿再回到饥饿世界。
　　那时，想看书没书看，我就写一些打油诗。写了半本，便念给桃花源的人听，什么“梵净山下清水流，黄家坝子跑野牛”，他们听了，一概木然。我心冷了，不辞而别，快到江口，一路上捡了些别人包糖包盐扔下的废旧报纸，我也全部贪婪地看个一字不漏。既然我的人生圆心已定，总得围绕它转个圈圈。我想，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以理想为圆心，以努力为半径。不过，我也对不起德强道几位老辈子。
　　后来，秀山县民政部门把我们在贵州的“盲流”请了几批回来，让我们参加茫磨电站、贵道溪水库水渠渡槽工程劳动。此时，我有机会接触《秀山报》的记者了。他们看在我1960年就当党报通讯员的份上，给我指导，使我第一次写出五千字的新闻稿，报上有了我的第一块“豆腐干”。报社副总编王奕才以文识人，后来成了我的新闻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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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秀山县民政局长的王田心、会计欧阳裕均认为我可以培养，便拟把我介绍到县政府当公务员（相当于勤务员，与现在的公务员不是一回事）。县政府答应了，他俩又征求下面的意见；征求保安公社党委、管委意见时，注定我此次机会泡了汤。公社的一位副社长（我的族婆）从党的原则出发，坚决反对此事：“他是伪保长崽崽，怎能进县政府？”于是，两位好心人给我说明事情原委，说服我回家乡去。
　　我回家了。经过一年多的磨练，我成熟了。既然盘溪口那个世外桃源我都能舍弃，回家乡又有什么不可！
　　由于母亲改嫁贵州王家，所以家庭一分为几。我共有同胞弟兄三人，跨三个省市，都是教书匠。我留守重庆市；大弟弟石化平（小时，他有次放羊，把一只小羊拴在坎子上，结果小羊拴死，母亲把他也差点掐死，那噩梦我无法忘怀，而大弟弟早已忘记）在贵州岑巩任小学高级教师，有子二人，均于2008年春大学毕业；小弟弟石化文在湖南里耶长潭小学任教师，他的女儿石慧已在龙山任中学英语教师，其子已就读于株洲铁道学院。两个弟弟都曾与我有同一个心愿：写作，但他俩均已明智地放弃，只有我一人冥顽不化，就像鸭子钻泥塘，一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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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底层运转
　　回到家乡不久，我就创办了桥堡大队农民夜校，照油枞木（松明子）上课，义务施教。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一些学员就能看报，原来读过一点书的吴忠恩不仅能和我一起写稿，而且在我帮助下一投即中。
　　人口树碑，不胫而走。楠木小学校长石敦哲发现了“新大陆”，把我介绍到师训班，并上了学员名单。有一位高士，也想入师训班，高士的亲戚与我同村，对他说：“你可以占石歆梧的名额，他老汉是伪保长。”高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正，经学区书记笔下一改，名单上的“石歆梧”三字划去，高士得以进师训班。我只能到海洋公社上坝大队去教民办小学，教了两年半民办，代了一个学期的课，文革第二年，革了“伪保长崽崽”的命，我又回到了原点——家乡。在家乡又代课两年，也教不长。虽然如此，我仍然在此前后如饥似渴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四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