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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长贵回到力大坳老家,所见到的一切与他想象的简直有天壤之别:自家的阶沿都被别人种菜了,房子因多年失修,现已变成了生产队的牛圈,天通地漏,屋内所有的动用家私已不存在。生产队说要给他家退赔,彭长贵知道那只是口头上说说,行动上不知要等上多少年,目前到哪里去住呢?没有办法,母子俩只有投奔秋窠土姐姐家居住。
一天,彭长贵正在家里休息,突然来了衣帽非常破旧的两个中年人,开口就问“你就是彭长贵吧?听说你是一大知识分子,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居住好吗?”原来二位中年人,一个是再丰大队副大队长张贵华;一个是复员军人张兴富。
彭长贵好生奇怪:“难道说你们那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如果有,我今天就不用来了。这两年,我们队连一个记分员都没有,实在没有办法分粮食就只好拿家私印,一年生产多少粮食,交多少公粮,留多少种子,大家分多少口粮都不知道。”在二位的一再请求下,彭长贵一家从此由秋窠土迁往飞山居住。由于再丰大队有文化的人实在太少,彭长贵不但担任飞山生产队会计,还担任了再丰大队会计、第二生产队会计,另外又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那时贫困落后的穷山沟,吃饭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饥饿和疾病随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连做梦也不敢想办学读书的事,彭长贵却深深地知道要想改变如此贫穷落后的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大山里的人识文断字,同时彭长贵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在这里办学,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支持的,因为他们对办学的好处根本不理解。彭长贵天生犟脾气――再难也要办,没有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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