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档案页里的轶事

lsf1980 · 发表于 2015-8-29 22: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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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档案页里的轶事

---缅怀一位长辈

一、两个年龄的由来

小时侯去涌洞小学“发蒙”老师见我瘦小，说要到六岁才能上学。我随口答到“有了”。老师变边念边在报名册上写到“王正远、六岁”。就这样，从儿时入学，到年老退休，一年增一岁，从未乱套。

解放后，改用公历，一九四九年我读五年级，往回推算，该是一九四五年上学，时报六岁，自然是一九三九年生。从此，一九三九年三月初一的字样，就永恒地锁定在我的个人简历和终身档案上。

本村的同龄人王朝邦，五代人的庚书俱在，二ＯＯ七年举行七十大寿庆典。按他比照，本人二ＯＯ七年三月初一，满七十岁整。

二、陈老师的一念之举，影响着我今生的走向

我读五年级一期的时，陈云盛老师（还健在，文广新局陈局的父亲）叫我给一年级上算术课。在黑板下临时垫起的板凳上，口讲手写，当起了昙花一现的“小老师”。从此班会上的自由发言，周末的演讲比赛，全校领读“国父遗嘱”乃至解放初期的街头宣传，我都脸不变色心不跳。演讲成了乐趣、成了爱好、成了一门学问在探讨。

当了村上的儿童团长和中学里少先大队长后“讲话”更成了惯例，成了责任，直至成了终身的职业。

陈老师早年的一念之举，是导向，是向往，影响着我今生的走向。

三、童子登台自评家庭成份

一九五一年土改，村里召开户主大会，评定农村阶级成份，经农会长罗万荣同意，我替父（他是夹舌子）申报家庭经济情况，并认定家庭成份。我报家有十三口人，田三十八挑、土二十七挑半（土按两挑折一挑田计算）人平享有土地面积四挑，合符中农标准。由于人多劳少有雇工行为，但家中长年佃田三十五挑，受地租剥削大于雇工剥削的比例（并当场在黑板上作了演算）证明不影响中农的认定。

三天后村里召开同样的大会，乡干部刘绍均一一宣布审定的各户成份，农会长随即高喊贫农同志围着主席台站成一方块，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农朋友和贫地农兄弟团结在一起，我父亲等三十多个中农户主，兴高采烈地走向贫农队伍，七个地主、富农被民兵押出会场。

多么难忘的历史时刻，决定了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的一瞬间。

四、我以高分考入秀东中学

一九五三年春，我以高分考入秀东中学（秀二中的前身）共考三科，以作文——我的自愿，代考语文。我把我哥送我的一本书上的留言——时刻准备着，为建设祖国，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字句原原本本地写上去。当时我不知道，估计出题的老师也不知道，原来这是少先队誓词的主要内容。算术考五道，任作四题。这是我的强项，五题作完，并交了头卷。政治是考口试，付春鲜老师问：“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我答：“为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老师不在问什么了。

三天后王凤乾乡长从区里会回来说，学校陈述达主任讲我考得了第一名，王乡长把自用的水笔送给了我，以资鼓励。

五、我为家乡作牺牲

一九五五年，秀二中书记白光宣来家动员我升高中，因家乡无文化人，建设农业社需要留下作会计。我自愿放弃深造的机会，为家乡利益作出自己的牺牲。

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后，中央号召加强农业第一线，我决定放弃县委机关优越的工作条件，主动申请到家乡去搞农村工作。

六、踩着左倾路线裹足而行

列入国家干部序列后，便踩着左倾路线裹足而行。因为我亲哥是右派份子，成了可用可不重的人。去涌洞，调肖塘都不是党委成员的副社长。一九七一年涪陵地委来肖塘搞文革后第一个整党试点，百名党员民主推选整党领导小组，原党委书记王绍全我俩全票当选，工作组决定，王绍全同志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可建立新党委时，县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还是只把我批了个委员。

三中全会后，第一年我越级参加区委，第二年任区委副书记，第三年任区委书记。随着形式的发展，逐步提倡干部知识化、年轻化，我安排进政协，这是对我一生的肯定，正如国华书记一九九年传达市委组织部关于我退休的通知时说：“正远同志工作几十年，医院没有档案、纪委没有挡案，希望晚年保持身心健康”。

是的入伍四十五年，没有因病住院，没犯任何错误受过纪律处分。一生清白、无愧今生！

王正远

二ＯＯ九年